朱佳木

陈云同志在少年时代，因家境贫寒，读完高小便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只身一人到大上海当了一名商务印书馆的学徒。但他一生酷爱学习，勤奋学习，参加革命后，更是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他曾讲过，在延安的时候，他检查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他说，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并要他学点哲学，前后一共说了三次，还派了一名哲学教员帮助他学习。那时，他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他主持下，中组部成立了一个由他和李富春、陶铸、王鹤寿等领导干部为主要成员的学习小组，学习方法是每个人每周按规定看几十页书，然后集中讨论一次，研究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各种意见都可以争论。他们从1938年开始，坚持了五年，先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他说，他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在后来的岁月中，只要一有时间，陈云同志也总是用来读书学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当成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受到批判，除保留中央委员的名义外，免去了一切职务。但他无论是在家赋闲，还是“战备疏散”到江西南昌附近的工厂“蹲点”，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阅读《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正是那段时间集中精力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才得以对党内民主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才得以在1972年至1974年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协助周恩来总理抓外贸时，提出要适应尼克松访华后我国与资本主义贸易上升的情况，在外贸领域中把国内计划经济的规矩变一变，“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在进口时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大搞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出口等一系列主张；才得以在粉碎“四人帮”后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以及党内生活要正常化、要有民主气氛、要真正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 

1974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国务院恢复正常状态，撤销了业务组，陈云同志被安排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再次赋闲在家。他重新通读《列宁全集》，从第23卷1917年2月革命后的《远方来信》开始看起，每天看几十页，看到第33卷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时，刚好是我们党取得粉碎“四人帮”胜利后的1976年底。他对我讲过，在他后来和邓小平同志重新见面时，邓小平同志曾就这件事说了一句：“这也是一个胜利！” 

长期以来，陈云同志不仅自己坚持理论学习，而且一贯强调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学习理论，尤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陈云同志对起草组的同志说，建国以来，我们一些工作之所以发生失误，原因在于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指出：“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1987年，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关键时刻，陈云同志在同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谈话中再次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建议：“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陈云同志提倡全党学哲学，首先从要求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做起。他的孩子凡是参加了工作的，他都要求他们要阅读马列著作，坚持看《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林彪事件后，他于1972年由南昌回到北京，并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由于工作不很多，他又给自己又订了一个学习计划，并邀请他的夫人于若木和在北京的子女、亲戚一起学习，就连他的两个女婿也被吸收进了这个“家庭学习小组”。他们学习的书目是《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方法是每人按照约定的篇目先分头自学，然后在星期天早上6点至9点半的时间集中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 

我是从1981年开始担任陈云同志秘书的。1983年7月的一天，他把我叫去说：“今天和你不谈别的事，就谈学哲学的事。我主张你今后也要抽时间学一下哲学，每天晚上看几十页书，并找几个同志一起学，每星期讨论一次，为期两年；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要订一个计划。哲学是最核心的东西。马克思之所以由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就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经过改造，结合到了一起。有了这个东西，才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还说，在延安学习哲学，使他受益匪浅。过去，他的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过哲学后，讲话和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我那时任务比较重，每天除了要处理文件，向他汇报工作，还要经常外出开会、谈话，负责办公室内的全面工作，晚上几乎都要用来加班，因此担心再增加读书和写心得笔记的任务，弄不好会耽误他的事情。他听了我的顾虑后说，耽误一点事情不要紧，文件漏掉一点也不要紧，以后还可以补嘛。有所失才能有所得，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必须学好哲学。他还说，他在延安时期系统地学了几年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从思想理论上把王明的一套“打倒”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有计划地读了马列原著，从思想理论上把陈伯达的那一套也“打倒”了。后面这些话，三天之后在他会见评弹界的几位领导干部时，也对他们说了一遍。

自从那次谈话后，我按照陈云同志的要求，邀请了几位同志和我一起组成读书小组，并拟了一个包括精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马列著作在内的学习计划，规定大家分头读书，每两周用一个晚上集中讨论一次。我把这个情况向陈云同志汇报后，他很高兴，说学哲学很重要，你今后早晚要独立工作，那时就会用上了。后来，他还问过我几次学习的情况。过去，这几本著作在我上大学期间和参加工作后虽然也读过，但那时没有多少社会实践，因此不是看不大懂，就是理解得很肤浅。而这次回过头再读，由于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工作经历，收获自然比过去大得多。

陈云同志不仅要我学哲学，而且在日常工作中对我进行了大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的言传身教。我到他那里工作不久，正赶上召开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当时，党内外广大群众鉴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损失，强烈要求对他们及与他们有牵连的人从重处理。但陈云同志把这件事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早在审判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时，很多人主张对江青、张春桥应判死刑。问题拿到中央政治局讨论，陈云同志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一次党内斗争，因此，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大家接受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决定对江、张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年之后，又改为无期徒刑，稳妥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陈云同志还提出，要对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处理上有所区别，林彪集团的人大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有战功，处理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给予适当照顾。这个意见经中央研究同意，也得到了落实。 

但是，对于那些跟着两个反革命集团跑，和他们有牵连的人要不要判刑的问题，在第五次“两案”审理座谈会的分歧仍然比较大。很多同志认为，这些人为虎作伥，干了大量坏事，应当判刑；但也有一些同志认为，对这些人要区别，其中触犯刑律的人应予判刑，而只是紧跟着跑的人，尽管错误严重，也不应追究法律责任，只要进行党内处分和行政处分就行了。陈云同志那时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负责两案“审理”工作。他经过深思熟虑，亲笔写了一个书面意见，让我参与文字斟酌。他在书面意见中指出：“文化大革命”被若干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了，但从全局来说，仍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这些阴谋家、野心家要另行处理外，对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他的这个意见不仅是站在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立场上提出的，而且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与具体问题相结合的产物，使我很受启发和教育。

使我从陈云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处理问题方面受到教育的另外一件事，是他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谈话。那是在1983年，辽沈战役纪念馆请陈云同志为他们编辑的《辽沈决战》一书题写书名。本来书名已写好了，但陈云同志又让我把书稿要来翻了一下。当他知道其中大部分作者都是部队的指战员，大部分内容都是战斗回忆，而且大部分文章都是以前发表过的之后，对我说：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它的胜利，加上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上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为整个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编这样一本书，不仅应该使大家知道辽沈战役胜利的经过，而且应该使大家知道这个胜利是怎么来的。接着，他从几个方面分析了胜利的原因。事后，我把这次谈话整理成文字送给他看，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又讲了一些新的意见。我按照他的意思，对谈话记录整理稿又作了进一步补充修改。就这样，边谈边改，边改边谈，前前后后一共谈了八次，最后由他逐字审定，形成了《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一文。 

在这篇谈话中，他从六个方面分析了为什么抗战结束时，我们党在东北的力量相比全国其他地区最弱，而不到三年却在那里打响并打胜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战役。这六个方面分别是：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为我们党迅速进入这个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调入大批部队、干部，为我党我军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动用正规部队剿匪，稳定了后方；进行土地改革，争取了贫苦农民，保证了兵源、粮草的需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使我军有了广阔而强大的后方；党中央、毛主席为东北制定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当时，东北解放战争历史中有两个敏感问题，即如何看待苏联和林彪的作用。对此，陈云同志在这篇谈话中都给予了明确回答。他指出，苏联当时对我们党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他说，只有这些因素都分析到，对辽沈决战历史的记述“才是全面的，符合历史唯物论的”。

陈云同志在延安时期，有一段身体不大好，他利用休养时间，把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文件、电报认真读了一遍，感到其中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陈云同志经过认真思考，得出了15个字的体会，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根据他的解释，所谓“不唯上”，不是说上面的话不要听，而是说不要“唯上命是从”，“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不唯书”，也不是说不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执行中央的文件精神，而是说要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不能教条主义式地学习，机械地执行，这与古人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是一个道理；“只唯实”，就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从原则出发。所谓“交换”，就是彼此之间交换一下看法，以使自己的意见更全面，拿今天的话说，叫做“换位思考”；“比较”，就是把不同事物、不同意见放在一起进行优劣、利弊等各方面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加深对问题的认识，以使自己的结论更正确；“反复”，就是有了一个倾向性意见之后，不要匆忙做决定，而要放一放，再反复考虑一段时间，听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以使自己的意见更完整。据我所知，陈云同志对这15个字十分看重，从延安讲到东北，从建国初讲到新时期，一直讲到他逝世之前。在编辑他的文选过程中，有关部门曾一度把“只唯实”改为了“要唯实”，把“交换”改为了“全面”。他经过考虑后，把它们又改了回来，说那个改动并不符合他的原意。我在担任他秘书期间，通过他的耳提面命，对这15个字逐渐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 

那时，陈云同志每年三四月份都去杭州休息一段时间。就在他同我作了关于学哲学的那次谈话之后，又提出让我 要抽时间看工厂的要求。他说，要先从纺织工业开始看起，然后看炼钢、看机器制造，看造纸等，看它们生产流程，看产品是怎样从原料一步步变过来的。今后去杭州，我休息我的，你就去看工厂。到了杭州后，他又具体告诉我应当去看杭州的哪些工厂。我按照他的要求，先后看了18个厂子，还同每个厂的领导进行了座谈。以前我上大学时学的不是理工科，毕业后也没有在工厂工作过，因此，这些参观学习使我获得了现代社会生产实际的一些感性知识，对于为什么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及什么是从实际出发的“实际”,有了比过去更多的理解。 

陈云同志对干部一向是既使用又培养，边使用边培养。过去，他的讲话、报告、发言总是自己动手。我去他那里工作时，他由于年纪大了，再遇到要正式讲话，就让我按照他的意思先起个草，然后由他逐字审定。这个过程，往往就是他对我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教育的过程。 

记得1982年8月，黄克诚同志到他家里谈纪检工作，对当时社会上经济犯罪猖獗、经济秩序混乱的现象表达了忧虑的心情，提出把经济搞活是对的，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死。但搞活不能没有秩序，就好比一只鸟，总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起来，但又要让它在笼子里飞，否则它就飞跑了。陈云同志听后感到他的这个比喻很有道理，就在听取国家计委负责人汇报时，用它论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他说：“搞活经济是对的，但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这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合适的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笼子’大小要适当，但总要有个‘笼子’。”过了半个月，他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务院向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讲到这个比喻，并对“笼子”的大小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搞活经济要有一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国家计划。不一定一个省就是一个‘笼子’，‘笼子’也可以大到跨省跨地区。如果没有这个‘笼子’，计划就要被冲垮。我们的‘笼子’——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也是经常要调整的。”又过了半个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上海代表团提出要派代表来看望陈云同志。由于那是一次需要作公开报道的活动，他让我准备一个谈话稿，并且交待要在谈话中再讲讲搞活经济与计划指导的关系。我于是起草了一个稿子，在有关搞活经济与计划指导的关系部分，使用了他此前那两次谈话的内容。我记得很清楚，稿子送他审阅时，他在“‘笼子’大小要适当”一句后面，亲笔加上了“该多大就多大”6个字；在经济活动“也可以跨省跨地区”一句后面，亲笔加上了“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16个字。这些新的补充，使“笼子”的概念有了更加完整和准确的界定，更加符合了经济活动的客观实际，也使我进一步理解了陈云同志的思想方法。 

1984年，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事前，陈云同志说他在会上要作一个书面发言，并说了发言要点，让我先起个草。我照他的意思写好后送他审阅，其中涉及到对竞争中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怎么看的问题。我的原稿按照他前些日子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是这么写的：对这些消极现象，不必大惊小怪，但也要看到，如果我们不注意，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只要我们头脑是清醒的，看到这些现象，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些消极方面是可以克服的。陈云同志看后，将“是可以克服的”这几个字改为了“是可以受到一定限制的”。他对我说，只要允许竞争，就会有消极现象。世界上的事都是有利有弊，不竞争，产品花色品种和质量进步慢，会妨碍经济发展，弊病更大。我们的任务是要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把竞争过程中出现的消极现象限制在一定范围，而不是要完全限制和克服它，因为那是做不到的。听了他这些话，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不仅明白了应当如何全面看待竞争中消极现象的问题，而且懂得了如何防止认识的片面性和绝对化。 

有人把“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称为“15字诀”，我感到很有道理。因为它的确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精髓所做出的中国式的概括。在陈云同志提出对《辽沈决战》一书进行改编后，参加东北解放战争的许多老同志积极响应，写出了大量回忆文章，其中包括对四保临江战役的回忆。1946年，国民党部队对东北解放区实行“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方针，用10万大军进犯南满解放区，将南满我军主力压缩于鸭绿江边的临江等5个县的狭小地区。对于能否坚持南满，在南满党政军领导干部中一时产生了很大分歧。于是，东北局决定成立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以加强那里的统一领导。这时，陈云同志正在北满解放区担任东北局副书记，主持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但他认为南满得失关乎东北全局，所以自告奋勇前往。东北局经请示中央，决定由他兼任南满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同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同志一起去南满。陈云同志到后，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在七道江召开的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出了坚守南满的决定，并由此成功进行了四保临江战役，成为东北战场我军由守为攻、敌人由攻为守的起点。但陈云同志看了几篇回忆七道江会议的文章，感到其中只写了他在会上关于坚持南满的结论性意见，而没有写清楚为什么要坚持南满的道理。1984年1月的一天，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对我说，他当时是这样讲的：“如果主力向北满撤，部队过长白山时要损失几千人；撤到北满还要打仗，又会损失几千人；而且，丢了南满，北满也可能保不住，那时部队只得继续往北撤，撤到苏联境内，等到今后往回打，又要损失几千人。而且，当初留在南满的地方武装也会有很大损失。加在一起，会损失一万多人，占当时南满部队人数的一半。相反，如果留下来坚持南满，部队可能损失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但只要守住南满，就不会失去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敌人，不使他们集中力量去打北满。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撤离南满损失小。况且，敌人当时在南满的兵力也不够。”后来，我把他这段谈话整理成文字，经他审定后送给了有关同志。通过这件事，我对什么是“15字诀”，如何运用“15字诀”，理解比过去更加具体了。 

我就近观察陈云同志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和判断问题的事还有很多。例如，有一位老同志给陈云同志写信，征求他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意见。他让我替他拟回信，其中讲了两点：“第一，体制必须改革。第二，改革必须经过试点。”关于第二点，他就是运用比较的方法来阐述的。他说：“因为试点而使改革的进度慢了，与为了加快改革的进度而不经过试点，以致改得不好，还要回过头来重新改，这两种损失相比，前一种比后一种要小些。”他的这个分析为后来的实践反复证明是合乎实际，完全正确的。 

在陈云同志的教导下，我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读书计划，再加上有就近向陈云同志学习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分析处理问题的条件，因此，思想上同自己的过去比，确实有较大的收获。这时，刚好《陈云文选（1949—1950）》出版。由于我对“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读过文选后，发现其中充满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和决定问题的事例。于是，我写了一篇读后感，题目就叫《用比较法作决策》。当我离开陈云同志秘书岗位后，这篇文章被发表在了《红旗》杂志上。接替我工作的同志告诉我，陈云同志看过文章后说，这篇文章抓住了一点他的东西。我想，这大概就是陈云同志常说的，“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吧。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本文摘自《论陈云》一书

本文刊载于《中华儿女》2005年第6期 (引文详见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