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时代。如同一艘巨轮行驶在大海上需要不断比对目的地校准航向一样，改革开放在前进道路上也需要不断比对目标、校准航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要“推动全党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实践表明，进入新时代的六年，既是改革开放继续深化的六年，也是对改革开放航向不断对表对标、校准偏差的六年。这种校准，既有针对过去工作不足而进行的纠偏和补救，也有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和形势发展需要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新时代对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我体会最深的有以下六点。

 

一、关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方法论 

 

改革开放有没有方向，方向是什么？要不要先行试点、稳步推进、“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些问题上，过去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他还说：“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在回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时，他又强调：“考虑这个问题，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面有一个前一句和后一句的关系问题。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一些人对我们党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发出种种诘难。例如，看到重申改革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说什么“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听到强调“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做优”，就说什么“需要重启改革”啦。对于这些声音，习近平总书记不予回避，而是针锋相对、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他指出：“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我们不能邯郸学步。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还说：“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怎么改、改什么，有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底线，要有政治定力。”他强调：“我们既要有冒的勇气、闯的劲头，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应该改又能够改的坚决改，不应改的坚决守住；应该改而不具备条件的创造条件改，该快的一定要快、不能快的则循序渐进。对看准了的改革，要下决心推进，争取早日取得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据理批驳指责我们不改革的各种言论，而且深刻揭露这类言论的本质和目的。他说：“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他反复提醒大家：“要牢牢把握改革正确方向，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改革开放的方向上要有政治定力，“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 

 

在改革开放的方法论上，过去有些人对稳步推进、先行试点、“摸着石头过河”等主张也颇有微词。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同样作出了正面回应，并充分阐明了上述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必要性。概括起来，要点大体有以下四个。

 

第一，这种方法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方法。实践中，对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就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先行试点，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取得经验、看得很准了再推开。有些国家搞所谓‘休克疗法’，结果引起了剧烈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教训是很深刻的。” 

 

第二，这种方法经过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检验。他说：“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是先试验、后总结、再推广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因情况不明、举措不当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为稳步推进改革、顺利实现目标提供了保证。摸着石头过河，符合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符合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不能说改革开放初期要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再摸着石头过河就不能提了。” 

 

第三，这种方法可以避免重犯一哄而起、仓促上马的老毛病。他说：“要有序推进改革。该中央统一安排的各地不要抢跑，该尽早推进的不要拖延，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先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要避免在时机尚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哄而上，欲速而不达。” 

 

第四，这种方法可以防止改革出现颠覆性错误。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现阶段推进改革，必须识得水性、把握大局、稳中求进。实践告诉我们，有的政策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有偏差，要扭转回来很不容易。我们的政策举措出台之前必须经过反复论证和科学评估，力求切合实际、行之有效、行之久远，不能随便‘翻烧饼’。” 

 

另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改革开放方法论的校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谓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他说：“过去，我们也提出过改革目标，但大多是从具体领域提出的。”比如，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等等，都是这样的目标。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标，“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他还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改革开放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对涉及面广泛的改革，要同时推进配套改革。” 这些论述表明，在改革开放的方法论上，新时代比较过去也显得更加成熟了。

 

二、关于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社会主义是把全社会和人民大众利益放在首位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制度，其本质在于反对剥削、倡导公平，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仍在于此，只不过把这一理想建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鉴于生产力水平很低，原本打算先实行一段新民主主义再实行社会主义，但为了抓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历史机遇，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国有化、公有化及按劳分配制度，提前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后来受“左”的思想影响，所有制上求大求纯、分配上偏重平均主义，以至于小商店、小餐馆、小维修铺都取消了个体经营，“计件工资”、“奖金”等属于按劳分配范畴的激励机制也被取消，连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改革开放以来，肯定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最终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完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但与此同时，社会上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鼓吹所谓“经济人” 假设，胡说什么“公有制效率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要进一步拉大”等等。这些错误思想一度影响了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导致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进入21世纪后，这个口号被改为了“既重视效率也重视公平、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后来又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改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进而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效调节高收入”，但是，始终没有跳出把效率与公平当成一对矛盾的圈子。进入新时代后，党中央不再并提“效率与公平”，而是把处理这对关系置于了“以人民为中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一总的指导思想之下。

 

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他强调：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同时，他也明确反对那种让“分配优先于发展”的主张，说：“这种说法不符合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只有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才能“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不断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 

 

当前人民群众对于不公平的反映主要有哪些，对改革最关心最期盼的又是什么呢？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问题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是基本需求中有许多还没有能得到满足。他指出：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收入差距拉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他还具体列举了许多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比如，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损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他说：“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他说：“当前，民生工作面临的宏观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在发生变化，过去有饭吃、有学上、有房住是基本需求，现在人民群众有收入稳步提升、优质医疗服务、教育公平、住房改善、优美环境和清洁空气等更多层次的需求。” 

 

根据以上分析，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端正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必须抓住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问题作文章，“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他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他强调：“‘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仅仅决定于这一点。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其次，端正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紧紧抓住和解决群众身边的权益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的同志说：要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做那些现实条件下可以做到的事情，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比如，“城镇建设中出现了不少让老百姓诟病的问题，一些地方大拆大建、争盖高楼，整个城市遍地都是工地；城市建设缺乏特色、风格单调；一些城市建设贪大求洋，一些干部追求任期内的视觉效果；一些城市漠视历史文化保护，毁坏城市古迹和历史记忆；一些城市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不配套，给市民带来极大不便。这些问题，既与城市建设经验和能力不足有关，也与一些干部急于求成、确定的定位过高、提出的口号太多有关。”他批评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些地方在农村推行所谓“三集中”、逼农民上楼的做法，说：“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自愿就是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他们自己选择，不能采取强迫的做法，不能强取豪夺，不顾条件拆除农房，逼农民进城，让农民工‘被落户’、‘被上楼’。”他还对政法部门的同志说：“要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假错案。” 

 

党的十八大以前，我们党也强调做大做强国有经济，但更多地从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支柱，是社会主义制度重要基础，是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分工基本力量等角度论述。这些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放入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这一指导思想之下分析，指出：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国有企业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以上分析，更彰显了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更突出了国有经济与人民根本利益之间的关联。从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角度看，这显然也是一种校准。 

 

三、关于改革开放的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很长时间，我们一直是把处理计划与市场或市场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对外经济交流）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初期，资源配置由过去单一计划手段变为计划手段为主、市场手段为辅。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计划手段和价格、金融、税收等经济手段被纳入宏观调控范畴。这时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种舆论，认为宏观调控仍然“残留计划经济的痕迹”，“今后政府只要做好市场服务就行了”，提出所谓“大市场、小政府”的主张。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宏观调控归结为政府作用，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概括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提法改为“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在改革开放核心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做出了进一步校准。 

 

习近平总书记解释说，之所以要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是因为“经过二十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他还说：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这样定位市场作用，是否等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就要被削弱，只要服务无需管理或少管理了呢？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斩钉截铁地做出了否定的答复。他指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从总体上讲的，不能盲目绝对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他还针对政府对市场要少管甚至不管的主张指出：“政府要切实履行好服务职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同时也不要忘了政府管理职能也很重要，也要履行好，只讲服务不讲管理也不行，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是讲管理的，管理和服务不能偏废，政府该管的不仅要管，而且要切实管好。”要“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力度，既积极主动放掉该放的权，又认真负责管好该管的事，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例如，在国防建设等领域，政府要起决定作用；一些带战略性的能源资源，政府也要牢牢掌控；在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增强有效供给能力，加快核心技术自主研发速度等等方面，更要发挥政府的政策指导作用。

 

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作用，而且把这种作用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联系在一起强调。他说：“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这一论述进一步突显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政府所起作用的本质区别；同时，也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把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作用结合好的问题至今仍然未能完全解决，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四、关于改革开放的立足点 

 

我们党历来主张，把革命、建设、改革的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说过：“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要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新中国建立后，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千方百计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另一方面，面对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赫鲁晓夫集团中断援助，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创造出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大批科研成果，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把进口国外先进设备也当成“洋奴哲学”“卖国主义”。改革开放后，通过拨乱反正，纠正了这种极左错误，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认为凡是能从国外买到的，就不必自己重走研发的老路。近4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大幅度攀升，科技水平也有长足进步，然而从总体看，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不足、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核心技术研发缺乏像微软、英特尔、谷歌、苹果等大公司那样的强强联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以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为主，在国际经济产业链中仍处于中低端，很多关键和核心的技术、材料、零部件、设备都受制于人。这种情况的出现，就与我们的外部条件改善后，自力更生意识反而弱化有很大关系。对此，历届党中央虽然都很重视，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等战略，逐步加大了国家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于是，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中国制造2025”，要求破除一切妨碍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地解放和激发科技蕴藏的巨大潜能。这表明，新时代在改革开放的立足点上，同样做出了校准。

 

对于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主要从以下三个关系上进行了论述。 

 

首先是大国与强国、经济规模与科技水平的关系。他指出：“历史事实表明，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一个国家长期落后归根到底是由于技术落后，而不取决于经济规模大小。历史上，我国曾长期位居世界经济大国之列，经济总量一度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由于技术落后和工业化水平低，近代以来屡屡被经济总量远不如我们的国家打败。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是输在经济规模上，而是输在科技落后上。由于技术创新和工业制造落后于人，西方列强才得以用坚船利炮轰开我们的国门。中国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根子就是技术落后。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们要牢牢记取。”“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克琉斯之踵’。” 

 

其次是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说：“总体上看，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军事、安全领域高技术方面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我们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他指出：“国际经济竞争甚至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谁能在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我们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完善创新机制，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自从美国发动贸易战以来，他更是多次强调：“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要发扬光大“两弹一星”精神，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核心技术突破，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再次是体制机制改革与科技创新的关系。他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要解决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的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环节衔接不紧的症结，“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他为此具体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惩治侵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创造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完善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消除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扭曲；组建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或投资公司，设立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支持包括小微企业在内的创新型企业；加快军民融合式的发展步伐，发挥军民各自优势。他尤其提到要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建立更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完善评价这个指挥棒，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制定更积极的国际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更多海外创新人才回国创业或来中国工作。他特别提出：要使优秀的科技人才“名利双收”，“名就是荣誉，利就是现实的物质利益回报，其中拥有产权是最大的激励。”“如果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就谈不上创新驱动。”  

除了对体制改革的立足点做出上述校准，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顶层设计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作用。他说：“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我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的，千万不能丢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他指出：“在核心技术研发上，强强联合比单打独斗效果要好，要在这方面拿出些办法来，彻底摆脱部门利益和门户之见的束缚。抱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想法，抱着自己拥有一亩三分地的想法，形不成合力，是难以成事的。”不难看出，这些论述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前后在自主创新方面的经验教训，确实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五、关于改革开放的自主性 

 

改革开放搞得对不对、好不好，究竟应当以什么为标准？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张为标准，还是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标准？这个问题，自改革开放伊始就一直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股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自由化的思想不仅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他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事实说明，这股思潮后来果然不断变换花样，近些年比较突出的有两个表现，一个叫西方“宪政”，一个叫“普世价值”。受此影响，我们党内也出现应当“把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给共产党改名”、“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允许其他政党和共产党竞争”、“让共产党组织从各级机关中退出”、“实行军队国家化”等种种论调。有的人还以所谓“不争论”为借口，反对与这些错误主张正面交锋，说什么这样会把它们“炒热”。对此，党中央在新时代给予了一一驳斥，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针对中国能否以西方所谓“宪政”为模板改革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说，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广泛、充足的权利和自由，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 

 

针对给“中国共产党改名”和把“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种种议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他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2018年年初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他又说道：“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

 

针对以所谓“不争论”为幌子，放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任凭宣扬“普世价值”的言论大行其道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敌对势力在那里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听任这些言论大行其道，指鹿为马，三人成虎，势必搞乱党心民心，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对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我们的党员、干部耳朵根子不要软，不要听风就是雨。同时，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他要求，对一切错误的言行都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有的放矢，正面交锋”。

 

为什么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所谓“宪政”呢？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如下几点理由。 

 

第一，我们对自己的制度要有自信。他说：“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们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第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情。他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国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十六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第三，评判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劣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而归于一尊。他说：“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第四，我国的实践证明治理一个国家并不只有西方制度一种模式。他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第五，把西方政治制度当成范本是西方挑动别国动乱的惯用伎俩。他说：“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但是，“搞了西方的那套东西就更自由、更民主、更稳定了吗？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如何呢？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头脑一定要清醒、一定要坚定”。“在政治制度模式上，我们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为什么对宣扬“普世价值”的言论不能默不作声，必须及时反驳呢？习近平总书记分析道，这是因为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首先要有政权意识和阵地意识。他说：“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其次要有敌情观念。他说：各种敌对势力要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再次要有责任意识。他说：现在，一方面“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另一方面，“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他强调：“各级党委和宣传思想部门、组织部门、教育部门要加强领导和管理，党报党刊党网、党政干部院校、大专院校要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与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他还要求，对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不仅必须旗帜鲜明、敢抓敢管，对出现偏差和错误的不仅要严肃批评、严肃处理，而且“对发出正义声音而受到围攻的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坚决力挺”。 

 

在阐述对于宣扬“普世价值”的言论必须及时反驳的道理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重视互联网上斗争的问题。他说：“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有同志讲，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多年前有西方政要就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从美国的‘棱镜’、‘X—关键得分’等监控计划看，他们的互联网活动能量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世人想象。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他还在2015年指出：“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既充分证明了当年党中央的风险预判，也充分显示了党中央的抗风险能力。 

从以上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新时代对于改革开放的自主性的强调，对于西方“宪政”、“普世价值”一类思潮的批判，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鲜明。这无疑也是新时代对于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  

 

六、关于改革开放中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党风和社会风气问题，改革开放前也存在，但改革开放后较之那时确有许多不同表现。比如，在党风中，有的搞权钱交易，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甚至“明码标价、批发官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有的一个人办好几个身份证、好几本护照、好几本港澳通行证，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自己当“裸官”，甚至自己也持有外国绿卡；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充斥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等等。在社会风气中，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中没有善恶，行为缺少底线，什么假食品药品也敢造，什么瘦肉精、孔雀石绿也敢用，什么伤天害理、违法乱纪的事也敢干；黄赌毒现象屡禁不止，黑社会性质组织此起彼伏；网上充斥虚假、诈骗、暴力、色情信息，甚至利用网络制造谣言、教唆犯罪、歪曲历史、污蔑烈士；一些文艺工作者甘当市场奴隶，急于把作品兑换成人民币，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以丑为美。所有这些虽然不是改革开放本身的问题，但确实是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环境下出现的，是一些人把市场规律无限扩大的结果。对此，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提醒全党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绝不能让商品经济的原则渗透到党内来，并且出台了许多相关规章、制度、法律，进行了多次整党整风教育活动和打击经济犯罪及黑恶势力斗争。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的还愈演愈烈。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在这些方面加大了整治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对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对内搞活经济，活到什么程度，也是有问题的……必须同时还有另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后来，经济虽然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但党风、社会风气中的问题没有得到相应解决，有些反而更加严重。对其原因，习近平总书记从两方面作了分析。他认为在客观上，改革“不注意配套和衔接，不注意时序和步骤，也容易产生体制机制上的缝隙和漏洞，为一些人提供寻租、搞腐败的机会。”他说：“这些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见识过的，一些人就是利用新旧制度转换的落差和时差来谋取私利、中饱私囊的。价格双轨制，肥了多少人？国有企业改制又肥了多少人？”从主观上看，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有的领导干部不敢抓不敢管，抱着‘鸵鸟心态’，唯恐得罪人、丢选票。”他批评有的宣传干部不敢理直气壮地讲党管媒体，说什么“现在是‘资本为王’的‘资本媒体’、‘商业媒体’时代，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再提坚持党管媒体没有意义”，因此没有能牢牢“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 

 

针对党风方面的问题，党中央自十八大后突出强调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出台了“中央八项规定”，惩治了一批严重贪腐、触犯法律的高级干部，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活动，强化了党的组织纪律、巡视监督，集中清理了裸官、档案造假等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些措施“总的来讲，都是围绕着解决管党治党、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这样的问题。”他提出：从严治党，必须从严明纪律做起；“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从严治党，“要从中央政治局抓起”，“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纪律没有例外”；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针对一些人关于对党员、干部要求是否过严的质疑，他指出：“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 

 

对于社会风气方面的问题，党中央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也提出了一系列有破有立的应对措施。例如，对于社会治理层面的问题，及时开展了专项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黄赌毒现象、黑社会性质犯罪等，露头就要打，不能让它们形成气候。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重点问题……要强化治理和管理。”要“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着力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他特别要求一定要管好互联网，说“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对于精神层面的问题，党中央提出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要“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对于文艺作品在引领社会风气、建设精神文明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尤其重视。他说：“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他就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强调，一定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 

 

新时代对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政治也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既包括内政也包括外交、国防，以上六点只是其中的几个方面。之所以能作出这些校准，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新时代较之前些年的改革开放有了更长时间的实践，经验积累得更丰富，问题暴露得也更充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抱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正确解决了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关系的认识问题，从而为贯通总结新中国近70年的历史经验，为与改革开放的初心对表对标、发现偏差和不足，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当然，这些问题有的距离根本解决还有很长路要走，有的则刚刚开始着手解决。但无论哪种情况，关键在于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只要我们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航向继续前进，一如既往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抵达光辉的彼岸。 

  

（本文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1期（引文详见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