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

 

不断为党和国家谋划长远利益 

 

共产主义是千秋万代的事业，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陈云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突出表现在他对党和国家战略问题的深谋远虑上。他常讲要“踱方步”，意思是说领导干部不要整天陷在事务堆里，要拿出时间来思考一些大问题。他还常讲“瓜皮帽，水烟袋”，意思是指旧社会的商店中，有一种人，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他们不站在柜台前卖货，而是在后面观察，专门考虑什么货缺、什么时候应该进什么货这类“战略性”问题。1982年春节，他约当时国家计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到他家开座谈会，那天我也在场，记得他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瓜皮帽、水烟袋”。他说：“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纵观陈云同志的一生，可以说他就是为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殚精竭虑、不断出谋划策的战略家。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的那次讲话里就讲过：“在武昌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不是别个同志正确，别个同志不善谋。”他讲陈云同志多谋善断，我理解，指的就是陈云同志善于考虑战略性问题。

 

陈云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过七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建国后又长期处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层，在历史新时期更直接领导中纪委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党的建设问题做过许多战略思考，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前瞻性建议。过去，他身体一直比较弱，在历史新时期恢复工作后，一再声明自己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但我发现，他常常是在听评弹之后把我叫去，说一些大政方针上的意见。这说明，他表面看起来在休息，实际上脑子并没有休息，而是在思考问题。我感到，他在党的建设方面思考最多的，除了搞好党风外，主要是如何端正思想路线、保证党内民主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问题。

 

1980年，中央决定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起草组在起草过程中，分别向一些老一代革命家征求意见。当问到陈云同志的意见时，他讲：“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党内面对改革开放后经济和思想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存在一些不同认识，陈云同志在同当时中央一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提出要学习哲学的意见，并把它同担负好党和国家的领导责任联系起来。他说：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担子很重，这是因为，第一，“我们国家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它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第二，“我们国家是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在世界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建议首先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学习，要把它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八九风波”之后，他又一次提出学习哲学的问题。他指出：“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

 

陈云同志号召大家学哲学，自己首先认真学，并要求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也学。有一天他把我叫去说：“今天和你不谈别的事，就谈学哲学的事。我主张你今后也要抽时间学一下哲学，每天晚上看几十页书，并找几个同志一起学，每星期讨论一次，为期两年；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要订一个计划。哲学是最核心的东西。马克思之所以由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就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经过改造，结合到了一起。有了这个东西，才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还说，在延安学习哲学，使他受益匪浅。过去，他的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过哲学后，讲话和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我按照他的要求，邀请了几位同志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他知道后十分高兴，还问过几次我们讨论的情况。

 

在党的建设方面，陈云同志考虑较多的另一个带战略性的问题，就是如何发扬党内民主、保证民主集中制落到实处的问题。中纪委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同志讲中纪委的基本任务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那时说的党风，主要指的就是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而且永远这样做。这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于党的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党内安定团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做好这件事，对我们这样一个在九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是一种重大的工作，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种重大的责任。”

 

怎样才能发扬党内民主呢？从陈云同志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讲的最多的是要允许大家说不同意见，尤其是要允许说错话。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陈云同志参加陕西省的小组会，他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他还提出：“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我在担任他秘书期间常听他说，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一次，为了处理一件事，他就让我做他的对立面，和我辩论，直到把我说服才做决定。有人到他那里谈话，他一开始总要说：“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他说在他这里说话，“左”可以“左”到“‘左’倾机会主义”，“右”可以“右”到“右倾机会主义”。

 

1982年，中央机关的一位同志对当时中央的一项决定有不同意见，并通过组织渠道反映上来。对此，有的领导同志不大冷静，给予严厉斥责，使这位同志精神压力很大。陈云同志知道后，专门就这件事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一段话。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原来是吃过苦的，搞一言堂。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提第一次，我们欢迎；提第二次，我们也欢迎；提第三次，我们还是欢迎。”

 

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陈云同志认为，党内民主不仅应当是一种作风，而且应当是一种制度，必须做到制度化。他常常以关系列宁的两件事为例，说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头7年，党内生活是非常正常的，民主气氛是很浓的。一个例子是，在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前，列宁的意见虽然是正确的，但拿到中央委员会里表决是少数，结果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加上列宁做工作，有两票转了过来，才使列宁的意见得以通过。另一个例子是，列宁在中央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其他人可以插话。党的十二大之前，陈云同志审阅十二大报告稿，看到其中有一句话，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要我转告报告起草组负责人，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有鉴于此，陈云同志早在1980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就提出：“书记处工作要实行一人一票制”。1987年1月政治局会议上，他又就中央民主生活制度化问题提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之后，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干部青黄不接的现象十分严重。对于这个问题，陈云同志比较早地注意到了，而且作为一个大的战略问题提了出来。1979年，陈云同志在主持新成立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就讲，要找一些40岁到50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工作。“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以后，他在那一年10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又提出建立中央书记处并由年纪相对轻一些的同志组成的建议。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成立时，他又进一步指出：“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他说：“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接着，他又在那一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干部“四化”的方针。一开始，他讲的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印文件时，经有的同志建议，前面加了一个“革命化”，成为“五化”。后来，经过反复推敲，去掉了“制度化”，还是“四化”。从此，这“四化”成为了我们党在历史新时期最基本的干部工作方针。

 

对于干部“年轻化”，大家都是赞成的，但很多人紧迫感不够。对此，陈云同志十分着急。1981年5月，他在杭州休养，越想越觉得这个问题大，便亲笔写了一份题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12条意见书，分送胡耀邦和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看后说，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于是，陈云同志回到北京后又召集中组部和总政治部的同志开座谈会，研究老干部离休退休的有关问题，并形成了一个纪要。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留下来，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一起开了三天会，专门讨论陈云同志写的意见书和座谈会纪要。那天，我作为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列席了会议。会上，陈云同志进一步强调了要抓紧培养和提拔成千上万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他说，现在省部一级领导大部分都是老干部，对此，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拖下去，等到老干部病倒了病死了，再被迫提拔一些不理想的人到领导工作岗位上来；一种是立即主动地提拔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他以美国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办公室主任分别为32岁和40岁为例，说明我们提拔中青年干部，不仅要提50多岁的，还要提40岁上下的，以保证我们的干部队伍能稳定有序地新老交替。邓小平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去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提得好，我赞成，原来手脚还是小了一点。在那次讲话中，他还情真意切地说：“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考虑抓紧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陈云同志考虑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种人”问题。他们当中许多人也很年轻，也有知识，有专业，但他们又很会看风向，可以变得很快，如果不掌握政治标准，不严格考察历史表现，在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情况下，很可能让这些人混进来。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强调，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对此，有的人不大以为然，说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情要“俱往矣”，意思是事情已经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不必再深究了。陈云同志听到后说，不是“俱往矣”，是“俱在矣”。他指出：“对于这些人，不要只看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现在这些人大概表现是‘蛮好’，他要爬上来，现在只能表现好，因为老家伙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当时闹派性的、‘造反’的人很多，许多是随大流的，但里头的骨干分子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一个也不能提拔，手不能软了。”党的十二大前夕，陈云同志向我交代，他在大会发言中别的都不讲，就讲两句话，一句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另一句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那篇发言稿总共21个自然段，2000多字，但当他在大会上发言时，却先后12次被掌声所打断。可见，他的意见切中要害，充分反映了全党的意志。

 

与选拔中青年干部问题相联系的，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那时，“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分子贬成“臭老九”的观点虽然已经受到了批判，但知识分子入党和提拔使用还很难。为此，陈云同志指出，建国后，我们培养了几百万的大专学生和技术人员，他们都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实际工作锻炼。“必须肯定，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在那份关于成千上万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意见书中，他更鲜明地提出：“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在他建议下，中组部向中央作出了加强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报告，并成立了技术干部局。1982年夏天，他看到两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把我叫去说：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要想办法抢救他们。他们正当壮年，四化建设要靠他们。这批人顶多500万，如果每人每月给他们增加20元，一年不过十几亿元。现在一年的基本建设要用500多亿元，完全可以把这笔钱当成基本建设中的一个项目，这是基本的基本建设。把钱用在他们身上是划得来的，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他还说，日本、西德战后所以恢复得快，一个原因就是保存了一批技术骨干，并且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符合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也合乎人民的长远利益。他要我把这些意思写成了一封给中央常委的信，然后签字发出。这个意见得到了邓小平和其他常委们的赞成，并被中央有关部门在工资改革中所采纳，为保护和发挥好中年知识分子建设四化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建国后，陈云同志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由于他尊重和深入实际，看问题全面，因此，他对国情认识得比较清楚，对经济建设的规律把握得也比较准确。但自从1958年反“反冒进”，尤其是“大跃进”之后，陈云同志就逐渐靠边站了。1959年，毛泽东同志觉察到了“大跃进”出现的一些问题，在同一位省委负责同志谈话中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1962年，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自己还有许多问题不懂得之后，还讲了一段话，后来在印成党内文件时被删掉了。这段话是：“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他对陈云同志的这些评价确实是很中肯的。

 

我国是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无论是党的领导层，还是党的各级干部，以至广大群众，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心情都很迫切。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大家都想大干快上，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犯急性病，很容易片面强调速度、产量、产值，而忽略客观可能性，忽略经济规律，忽略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正因为如此，陈云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他说：人民“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他在研究1979年钢铁生产指标问题时曾语重心长地说道：“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冶金部提出不拖别人的后腿，实际上不可能。搞那么大的建设规模，那么高的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的肺腑之言。

 

关于经济建设，陈云同志特别关注的是一些影响我们长期发展的制约因素。他反复提醒有关方面，必须头脑清醒，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确定工业发展速度时，一定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1983年6月，中央要召开工作会议。事先，陈云同志向我口授在会上讲话的要点，说建设一定要有重点，如果不分轻重缓急，大家一齐上，势必会因小失大。“什么是重点？现在看，农业、能源、交通是重点，一批骨干企业的建设和改造是重点，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防治以及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等等也是重点。这些是从整个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考虑的。”

 

长期以来，陈云同志对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一直高度重视。他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中的第一条，就是讲先要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他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1979年，他又在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进入上世纪80年代，粮食连续几年丰收，一些同志十分乐观，认为中国粮食问题过关了，主张放开手脚，让农民种自己想种的东西，结果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1982年10月，我把新华社反映这一情况的一份内部参考材料送给陈云同志，他阅后批给了国务院领导同志，指出：“‘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现在是否后一句话在起作用，前一句话在逐步下坡？稳定粮田在大粮食观点中，仍是一个要点。”第二年秋收后，有的产粮大省发生储粮难的问题，向中央告急，一位中央负责人把电话记录批给陈云同志看，意思是说粮食确实多了。陈云同志看后批示：“依我看来，中国的粮食并不多，每年还进口一千多万吨。” 1985年8月，陈云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继续强调要注意粮食问题。他说：现在“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并针对当时一些农民对种粮不感兴趣的情况，提出了“无粮则乱”的警示。他说：“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话音未落，秋粮即减产，而且此后粮食连续四年减产，使人均产量由1984年的786斤减到了1988年的716斤，引起物价全面上涨。后来，陈云同志曾经对浙江省的领导同志讲：“我们这些人在世时，粮食过不了关。……下一代人如果在科学上没有突破，粮食也很难过关。”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立国的国家，同时又是水旱灾害频仍的国家。总体上看，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全国人均水资源严重不足，只是世界人均拥有量的1/4。对于这一国情，陈云同志早在建国之初就注意到了。1951年，他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着重谈了防止水旱灾害的问题，他说：“从长远看，要以蓄为主，蓄泄兼顾。以后我们要重视蓄水，许多地方要修水库、筑塘堰，山区更要注意种树种草、保持水土，对水一定要好好利用。在华北、西北有些地方，还要多打水井”。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研究南水北调的问题，并一直强调要节约用水。事隔近30年，他在重新恢复工作并兼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后，给财经委的副主任李先念和秘书长姚依林写的第一封信，便是谈注意水资源的问题。他指出：“农业要用水，工业要用水，人民生活要用水。有些地区水资源已很紧张，如天津、北京等地。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在那封信中，他还提出了另一个应当尽早注意的问题，即防止工业污染问题。他说：“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上个世纪90年代，他已退居二线，但对水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仍然十分关心。当他看了水利专家张光斗、陈志恺写的一篇文章后，立即批给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并指出：“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他还多次把反映工业生产造成环境污染的材料批给有关领导，指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

 

陈云同志在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过程中，对于我国由于人口多而形成的资源、商品供应和就业压力，一直感受深切。因此，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就极力主张节制生育。70年代末，他刚刚恢复工作，便再次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在1979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说：“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为了解决好这个矛盾，他提出了一系列对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条：一是大力发展经济，二是强制推行计划生育，三是在引进先进企业和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时要照顾到就业问题。他说：人口是个爆炸性问题，不仅要大造计划生育的舆论，而且要“制定法令，明确规定只准生一个”；要“对独生子女实行优待政策，如在招工时先安排等”；要“实行社会保险，解决‘养儿防老’问题”。他还对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提出，要把人口问题纳入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计划中去。正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79年9月25日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在强调计划生育的同时，陈云同志主张要从我国人口多的实际情况出发，尽可能多地安排就业。他指出：“在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他还提出，不要完全取消国家补贴。他说：“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某些企业的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他曾对“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家安排了2000多万返城知识青年和城市居民就业一事说过：“这样的事资本家绝不干，他们是用人越少越好，而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样做才能换来社会的安定团结。所以，补贴和广泛就业的办法是合乎实际的，从小的方面看不合理，从大的方面看仍然是合理的。如果马克思活到现在，也会赞成这个办法。”

 

我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过程中，感到他考虑最多的一个经济问题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在建国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陈云同志作为全国财经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为这一体制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他在领导经济计划工作中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力主制订计划要遵守客观经济规律，反对长官意志，反对“拍脑袋”决策；二是力主在国家计划之外，允许有按照市场变化自由生产的空间，包括允许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计划生产和国家经营、集体经营的补充。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些主张要么实行起来很难，要么根本就没有能实行。“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在外地“蹲点”和在家赋闲的时间，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因此，当他在1972-1974年协助周恩来总理抓外贸工作时，提出要适应我国在尼克松访华后与资本主义贸易上升的情况，首先在外贸领域中要把国内计划经济的规矩变一变，“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为此，他提出出口商品定价要灵活、要照顾中间商利益、在进口时可以利用国外的商品交易所、要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大搞进口棉花然后加工成棉布出口等等一系列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措施。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同志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方针。1982年5月的一天，陈云同志叫我到他办公室，把几张写满铅笔字的便条交给我，说这是他过去写的一个提纲，原来打算把它写成一篇东西，但现在没有精力写下去了，要我拿去收起来。我回去一看，讲的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他在提纲中写道：“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他还指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这篇提纲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内部刊物发表前，需要注明写作时间，我从其中一张用来当稿纸的台历判断，是1979年3月写的。后来听说，1979年年初，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曾传达过他的这些意见，并在起草中央有关文件时已有所体现。这份提纲所探讨的，在当时的经济学界，仍然属于比较前沿的问题。因此，当它收入到1982年8月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书后，在党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江泽民同志说过：他的“这些观点，当时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陈云同志曾用过“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表述。有人认为，陈云同志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提法后退了。其实，陈云同志在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时，所说的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在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的市场调节。他之所以要把计划经济为主这一面特别突出出来，主要是针对当时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片面理解市场调节作用，违反国家计划乱上基本建设项目，导致货币发行过量、外汇储备下降、物价指数上升的现象，强调加强国家的宏观控制，以免把刚刚调整好的经济再度搞乱。

 

陈云同志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还用“鸟与笼子”的比喻表述过。一些人望文生义，把它贬为什么“鸟笼经济”思想。而照我看，这一比喻恰恰是最生动也最深刻地道出了经济微观搞活与宏观控制的真谛。“鸟与笼子”的比喻，最开始是黄克诚同志提出的。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黄老到陈云同志家里谈工作，那天我也在场。黄老对当时经济犯罪猖獗和经济秩序混乱的情况，向陈云同志表达了自己忧虑的心情。他说：“要把经济搞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死，但搞活不能没有秩序。这就好比一只鸟，不能捏在手里，总捏在手里它就死了，要让它飞。但要让它在笼子里飞，否则它就飞跑了。”我记得，陈云同志当时没有说什么，但过了两个月，他在听取国家计委负责人汇报时，用了这个比喻。他说：“搞活经济是对的，但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这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合适的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笼子’大小要适当，但总要有个‘笼子’。”又过了半个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讲了这个比喻，并说这是黄克诚发明的。他说：“笼子”就是国家计划，笼子不仅可以跨省跨地区，而且本身也可以调整。又过了10天，陈云同志要会见第五届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的同志，在审阅我为他起草的谈话稿时，在“‘笼子’可以跨省跨地区”这句话后面，又亲笔加上了：“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

 

由此可见，陈云同志关于“鸟与笼子”的比喻实际上是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思考的深化，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使经济做到活而不乱，是更加积极的而不是更加消极的。许多严肃的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国外的学者，都对这一比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值得人们沿着这一思路来思考经济微观运行与宏观控制的关系。今天，我们虽然早已不实行计划经济了，但仍然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十年规划，还有宏观调控的各种目标，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有关于经济活动的各种法律法规。这些一方面在保证微观经济像“鸟”那样自由飞翔，另一方面，也像“笼子”那样起着限制微观运行盲目发展的作用，使之不至于失控。

 

在我的记忆里，陈云同志还提出过许多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意见。例如，他从搞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出发，一直十分重视对教育的投资问题。1983年，他曾把一封建议将全部民办小学改为公办小学、民办教师改为公办教师的来信，批转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领导同志，并在便函中表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很有远见，希望有关部门加以研究，提出方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讨论。再例如，1984年，他约请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同志和几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他家，了解有关集成电话和电子计算机的生产应用情况，观看用电脑处理文件的演示，并在谈话中尖锐指出：“我国财经干部面临着知识更新的任务，现在大多数的财经干部还没有看到这个任务的紧迫性。”在他的号召下，计划工作部门和财政、金融部门都加快了电子计算机化的步伐，从而在与国际经济接轨过程中避免了被动局面。

 

对于国际关系和祖国统一问题，陈云同志不仅十分关注，而且考虑很深。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尚处于不正常状态。1983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阿尔希波夫计划访华，提出届时想见陈云同志。在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阿尔希波夫曾担任过苏联在华专家组组长和国务院经济总顾问，同陈云同志结有深厚的友谊。陈云同志抓住这个机会，让我为他准备一篇会见时的谈话稿，中心是向苏方传递中方愿意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信息。后来，阿尔希波夫访华时间因故延迟，陈云同志为这次会见前后共准备了一年。最后，两位老人终于在1984年10月12日得以会见。当时的场面十分热烈感人，电视台、报纸都作了公开报道，为促进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那些年，有一位奔波于海峡两岸的香港商人，为国共双方传递消息。他受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陶希圣之托，要求见陈云同志。在有关部门安排下，陈云同志接见了他，并要他转告陈、陶，说我们两边吵架，但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将来我们这边老一辈不在了，接班的人仍然会坚持这个立场。但他们那边接班的人是否会坚持、能否坚持住，就很难说。因此，要早做打算，先把国家统一起来。这样，即使他们身后有人要搞台湾独立，也就不那么容易了。他还提醒说：世界上有人抓住台湾不放，把台湾看成是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因此，要提高警惕，防止这些人阻挠和破坏两岸统一的努力。陈云同志考虑到陈立夫是浙江湖州人，还特别让我准备了两份湖州酥糖、龙井茶、杭州织绵和评弹录音，作为礼品交给来人捎到对岸。

 

时刻挂念人民群众的疾苦

 

共产主义事业是为了争取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斗争的事业，也是发动人民群众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事业。因此，我们党一向注意兼顾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并要求自己的党员和干部随时随地关心群众的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对于这一点，陈云同志有过很多深刻的论述。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强调要改善民生，要通过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去发动群众，把动员群众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建国以后，他在经济建设上也总是强调要牢记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制定经济计划要从人民群众有吃有穿出发，搞经济工作要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要把解决市场问题、民生问题作为重要的国策。对陈云同志的这一一贯思想，毛泽东同志很赞赏。1959年夏天，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陈云同志不仅强调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关心群众切身利益，而且力求在制定具体政策中加以体现。三年困难时期，在他的建议下，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半斤猪肉、半斤鱼，以保证蛋白质摄入量；每年进口1000吨尼龙，生产尼龙袜，以保证孩子们对袜子的需求。这些事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对他在1955年货币更换问题上为群众着想的事，很多人并不了解。1982年，他在审阅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的《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后记”时，让我转告编辑组，说1955年新币换旧币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年苏联币制改革时，采取的办法是分阶级，即在国营企业和合作社、集体农庄实行两种兑换比例；限时间，即规定几天换完，过期旧币作废。这样做，损害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和边远地区居民的利益。我们的办法不分阶级，即工农一个比价，都是一万比一；不限时间，允许新币、旧币在一定时间内同时流通，直到将旧币全部收回为止。这样做，既没有损害农民的利益，也没有给群众添麻烦，因此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使货币更换任务进行得很顺利。

 

我到陈云同志身边工作后，他虽然不再担负国务院具体领导工作了，但仍然在密切关注着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只要发现问题，就及时提醒有关领导或有关方面解决。他平时看《人民日报》很仔细，每天都要从第一版看到第八版，说这对于他来说等于是休息。1982年5月25日，他看到前一天《人民日报》第八版上刊登的《首都儿童看戏难》一文后，把我叫去，说这篇文章是专门写给他看的，因为《人民日报》社的同志知道他每天看第八版，所以有什么要向他反映的意见，就放在这一版。去年，他们也登过一篇反映儿童看戏难的文章，他看到后给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写过一个条子，建议向儿童开放单位内部的礼堂，后来，中央办公厅率先开放了怀仁堂。所以，今年他还要给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再写一封信。说完，他要我先起草，说他同意《人民日报》文章的建议，在新的首都儿童剧场落成之前，暂时拨借一个剧场专供孩子们看演出，如果固定一个剧场有困难，可以由几个剧场轮流定期为孩子们开放；另外，提议在今年“六一”节时，全国城镇的所有影剧院和机关、企业的所有礼堂，均应免费向孩子们开放一天。我很快按他的意思把信写好，他看后签了名。考虑到当时离“六一”节已经很近了，他又在信笺上方亲笔写了“特急件”三个字，还在下面画了三个圈圈，以示重要。5月28日，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为此联合发出了一份紧急通知，要求全国的影剧院和礼堂、俱乐部在“六一”节向少年儿童开放。

 

1982年10月的一天晚上，陈云同志听完评弹后把我叫去，说往年这个时候，北京、天津常发生冬储菜烂菜的现象，今年要早抓，要赶在寒流到来之前把菜卖到老百姓手里，卖不掉的要采取措施保温。菜烂不烂，关键就是几个小时。说完，他把事先写好的一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信拿出来，让我尽快发出。信中写道：“霜降已过，十一月八日立冬。今年必须避免烂菜。因此，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大白菜是北京市民当家菜类，因此必须安排在前。”那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居民冬天用菜不像现在这样，可以随吃随买，而是要在秋菜上市后，到商店把一冬天要用的菜（主要是大白菜）一次性买回家储存。由于菜量大，商业部门往往堆放在露天，如果供应慢了，或者居民购买不及时，寒流一到，很容易发生烂菜。尤其像我这样的双职工，白天要上班，每年到了冬储白菜的时候都很紧张，因此，感到陈云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说到了群众的心坎上。那一年，经过陈云同志的过问，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前召开了各区、县、局和有关单位领导参加的秋菜供应、储存工作动员大会，还成立了秋菜指挥部，使冬储大白菜供应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基本没有发生烂菜情况。

 

1984年2月的一天，我向陈云同志汇报工作，谈完后，他说《人民日报》上反映，现在大年龄的未婚青年很多，这件事与我们这些年宣传晚婚有关，应当由中央书记处议一次，并请一个部门抓一抓。我说，这与“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有关，尤其是一些大龄女青年回城后找不到对象，已经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问题。最近，新华社有一份反映这个问题的内部材料，可以在那上面批一下。第二天，陈云同志把新华社题为《天津市三十岁以上未婚青年有六万多，市政府要各级领导关心这些人的婚姻问题》的内部材料批给了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指出：“这个问题不仅天津有，北京和其他地方也有，尤其是女青年方面占的比例很大，是个不算小的社会问题。建议书记处议一下，指定一个部门专门抓这项工作。”后来，中央书记处把这个问题列入了例会议程，并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关心三十岁以上未婚青年婚姻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和关心这个问题，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要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重要工作认真抓好。

 

1984年9月，陈云同志又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山东益都一位中学教员写的文章，题为《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从中了解到当时高中毕业生很少有人把师范院校当作高考的第一志愿。他对我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教师质量不高对下一代影响很大，日本的中小学教员很受尊重，西德也是这样。他要我转告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要重视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要继续想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他的这个意见传达后，有关部门迅速召开会议研究贯彻落实问题。几乎与此同时，陈云同志收到了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方案的送审稿。他在批示中又特别提出，“对中小学教师，不仅要有工龄工资，而且要使他们的工资标准，比同等学历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略高一点才好。”事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拿出十几亿元，从1985年1月1日开始，为全国几百万中小学教师增加工资，使中小学教员的待遇和地位由此有了进一步提高。就在陈云同志和我那次谈话中，他还提到他的二女儿，说她在“文化大革命”时是北京郊区县的中学教师，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却被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他对这件事是不大赞成的，今后她应当“归队”。我把陈云同志的这个意思告诉了她，刚好她那时也在考虑离开机关，重新干老本行的事。陈云同志的话，促使她下了最后的决心。不久，她回到母校北京实验中学当了一名普通中学教员，一干就是20年，直到退休。我想，这件事对于提高中小学教员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来说，不啻是一道无声的动员令，它比作多少报告、发多少文件都要更加管用。

 

由于陈云同志经常过问一些其他同志不大过问的事，因此，香港一份杂志把他称为“不管部长”。他听说后很感兴趣，要我找出来送给他看看。的确，像这类关心冬储大白菜、大龄青年婚姻、师范院校招生质量下降的事，我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期间遇到过不知多少，使我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当他从《北京日报》社内部材料上刊载的群众来信中得知市民烧煤难时，便通过国务院有关领导向北京市领导打招呼，要他们引起重视。当他从《人民日报》上了解到永定河有再次泛滥的可能后，就让我给北京市领导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注意到了，采取了什么措施。当他从《参考消息》上看到苏联核动力卫星失灵的消息后，又让我问问有关部门，会不会坠落在我国境内，对此有无准备，如果落在人口稠密区怎么办？记得有一天，《人民日报》上刊出有的售货员在商店糖果零售柜台边卖边吃的照片，他看到后也把我叫去，说报社这样做很好，要让记者继续抓两个星期，看到这种现象就照下来，一定要把这种风气刹住。最后，他还让我嘱咐新闻部门，记者在出去时要两人同行，以防被拍照的售货员发现后动手打人。

 

还有些事，看起来很小，人们一般不大在意，即使注意到了也不大愿意说，但只要陈云同志看到了，也往往会从中发现与群众利益相关的大问题。对于《人民日报》，陈云同志不仅注意从中获取信息，而且也经常从如何方便读者的角度加以评论。有一天晚上已经11点了，他把我叫去，指着《人民日报》一篇题为《驱除盐碱，还我良田》的文章说：“这篇东西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看了两遍还是没看懂到底用哪几个办法解决了土地盐碱化的问题。要是文章前面写个内容提要，就可一目了然。所以，我主张报上的长文章以及重要的评论、通讯等，都应当有提要。这样既可以大大节省读者的时间，又在实际上提高了报纸的作用。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报社领导和编辑要经常提醒自己：‘假如我是读者’，‘假如我是一个很忙的读者。’”他还说：《人民日报》很重要，党的政策主要靠《人民日报》传达给基层干部和群众。如果连我这样每天用很多时间看报的人都看不过来，那些担负实际工作的人就可想而知了。这个意见传达后，《人民日报》社很重视，不仅一些长文章开始加提要，而且短文章也越来越多。对此，陈云同志十分高兴，给予充分肯定。但过了一段时间，报上长文章又多了起来。他又让我给报社领导打电话，一方面称赞哪篇社论写得好，哪个专栏办得好，另一方面指出，有些文章虽然很好，可惜长了一些。“文章越长，看的人越少；越短，看的人越多。应当多写点‘豆腐块’文章。”

 

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

 

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我们还只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制度。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仍然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绝不能“按酬付劳”，和党讲价钱。事实上，很多工作很多事情也很难用报酬多少来衡量。尤其是因为我们党执政而掌握了一定权力的党员领导干部，更不应当把手中的权力当成牟取私利的手段，把“商品交换”的原则引入政治领域，而应当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甘于奉献的作风，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党对党员和党的各级干部的一贯要求，也是陈云同志所一贯倡导的。他这样要求别人，也这样要求自己，为我们树立了言行一致、以身作则、永葆共产党人本色的光辉榜样。

 

陈云同志自1930年起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直到1987年因年龄原因退出，其间长达57年。他自1934年开始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直到1992年由中顾委主任职务上退下来，中间除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外，在中央核心领导层的时间加在一起，也有近半个世纪之多。像他这种情况，在我们党内是极为罕见的。但是，很多人反映，对陈云同志的情况不太了解，连名字有时都很少听到。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陈云同志本人始终反对宣传他，更不允许在宣传上突出他。凡是宣传他的文章，只要报到他那里，毫无例外地要被他“枪毙”。有人说，这是陈云同志谦虚。他说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他对个人的功劳历来有一个看法，那是在党的七大发言时讲的。他说：“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说不能这样看。”“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全国解放前夕，他在给老战友孩子的回信中也说：“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

 

1982年初，为了配合当时党的思想作风的整顿，中央决定发表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大上的那篇发言，并冠以《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标题。文章发表后，报纸上登了几篇学习体会。他一看到便对我说：“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发表文章就行了嘛，为什么还要登学习体会！这样搞不好，告诉他们，不要再登这些东西了，明天就刹车。这种事我要说话，自己不说话，别人不好说。”在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时，他看到其中有一处提到他在党的八大上早就提出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正确主张，可惜后来没有照着去做，便让我转告起草组同志，要把他的名字删掉。有一位瓷刻艺术家做了一个陈云同志肖像的瓷盘，托人送到我这里。我拿给陈云同志看，他看了一眼后便让我拿走。我问放到哪儿？他说放到哪儿都行，反正不要放到他这里。有一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同志说，陈云同志参加公开活动少，想利用他在杭州休息期间拍些镜头，留作资料。但制片厂只拍了一次他在公园和游人交谈的镜头，他就不让拍了。他对我说，他历来不主张搞这些宣传个人的东西，没有电影镜头没关系，他今后死了，有一张照片就行了。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了恢复当年中央领导同志住过的旧址，给陈云同志来信，问他当时是否在遵义会议会址住过，还说打算把当年他担任政委、刘伯承同志担任司令员的卫戍司令部旧址内现在的单位迁出，辟为纪念室。陈云同志要我回信，让他们不要恢复司令部旧址，只要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说明词中写上他参加过会议、住在哪里就行了；而且要我告诉他们，他历来不赞成搞这种东西，以前有人提出要把他老家的房子搞成纪念馆，他就没有同意，说以后也不能搞。

 

陈云同志不仅随时注意摆正自己同人民和党的关系，而且十分注意摆正自己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他对我说过，建国后，干部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有关部门鉴于他是当时中央书记处五个书记之一，把他的级别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一起定为一级。他给中央组织部的领导打电话，要他们把自己定为二级。他说毛刘周朱是处于第一排的，他不能和他们放在一起。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红旗飘飘》丛书，组织撰写了当时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青少年时期革命斗争的故事。出版社把关于他的文章送给他审，他坚决不同意发，说他和毛刘周朱不能是一个规格。1983年，中央决定编辑出版《陈云文选》。在第一卷发行前，他听说宣传的规格和《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发行时一样，便让我转告中央宣传部领导，说他的书在宣传规格上要比小平同志的书略低一些，小平同志应当比他高一些。在中央领导同志排名问题上，他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陈云同志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同志提出，他的名字应当放在陈云同志之后。当时，李先念同志已经是常委，而且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陈云同志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他后面。

 

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陈云同志同样注意摆正关系。1982年4月，有关部门将他在1949—1956年的文稿选编编完。他特别要我向编辑组转告，在文稿《后记》中一定要说明，他当年在中财委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定，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做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在具体工作中，薄一波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大家在阅读这卷文稿时，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一个人的账上。

 

党的八大之前，中央决定增设四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职务，并推荐陈云同志为副主席。陈云同志表示自己不行，这样安排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对陈云同志专门作过一番评价。他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就拿陈云同志公道这一点来说，不仅体现在他处理干部问题、处理和其他同志的关系问题上，也体现在他处理有关个人的一系列问题上。他对别人的功劳从不抹杀，而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却从不隐晦。在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些同志表示对他能重新出来领导经济工作很高兴，他在讲话中就直言，不要把他说得这么好，他也有很多反面教训。156项中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是经过他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把他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改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他的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因此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一位当年在辽东工作过的领导同志看了他的文选，对他说：当时中央在土改方针上有偏差，但你承担责任，还把自我批评的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选，这使大家很受教育。陈云同志听后只说了一句：“应当做自我批评。”

 

陈云同志多次对我说过，编辑他的文选，文章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按今天的认识去改动过去的文章，不要搞成他好像有什么先见之明。那时，有关部门要把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收入书中，公开发表，提出其中讲到彭德怀时，后面应加上“同志”两字，而讲到康生时，后面的“同志”两字应去掉。我请示他，他说，不能改，因为当时提出应当把彭德怀同志的骨灰放入八宝山和审查康生的问题已经很不容易了，看问题一定要把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时只能讲到那种程度。在我的印象里，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陈云同志这种对自己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的精神。那是在党的十二大前夕，有关部门的领导通过我向陈云同志请示，说现在许多代表都将简历中“文化程度”一栏按照现有文化水平作了相应修改，因此，他们考虑把陈云同志原来填写的高小毕业也改为相当大专，问他是否同意。陈云同志让我告诉他：不要改，简历中的文化程度是指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不是指实际水平，他只上过小学，只能写高小毕业。至于说实际水平，大家都清楚嘛。后来，在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有人反映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改自己的学历也是一股不正之风。陈云同志看到简报后，批示说工作成就与学历是两回事。

 

与陈云同志对自己一贯保持低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宣传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十分热心。革命烈士应修人曾在建党初期创办过“上海通讯图书馆”，向青年介绍进步书刊。陈云同志当年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1984年，他特意找来也曾参加过通讯图书馆进步活动的作家楼适夷，请他为应修人烈士写纪念文章。台湾籍革命烈士翁泽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曾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过。“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烈士称号被取消。“文化大革命”后，在陈云和廖承志同志的过问下，恢复了他的烈士名誉。1984年，陈云同志审阅了宣传他革命事迹的传记稿，还专门请时任全国台联会长的林丽韫和翁泽生烈士的儿子来他家谈传记稿写作的事。那时，陈云同志为了锻炼身体，开始写大字。一些地方知道后，纷纷请他题字题词。只要是有关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的，可以说他有求必应。那几年，仅经我手办理的，就有他为李大钊、邓中夏、向警予、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张浩等烈士，以及《革命烈士传》、《红岩英烈》等书籍，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五卅运动纪念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浙江陆军监狱烈士纪念亭等纪念物题写的字或词。

 

陈云同志晚年很少出席公开活动，每逢重要节日必须露面时，他也尽量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他认为值得宣传的人和事。比如，他曾利用春节，先后邀请过革命先烈的后代、曲艺界人士、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代表到他家做客，借以宣传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扶持祖国的传统艺术形式，提高中小学教师和幼师的社会地位。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一次他是在节日之外参加公开活动的。那是他1983年应团中央的请求，在怀仁堂会见由《中国少年报》社组织的全国“快乐的小队活动”夏令营。那天，他兴致很高，系上了孩子们送的红领巾，戴上了夏令营的营帽、营徽，亲手点燃了夏令营的火炬，向小营员们发表了讲话，还为全国的小朋友题了词。

 

在个人生活上，陈云同志对自己的要求更是严格，有时几近苛刻的程度。他去外地，从不要当地领导同志到机场、车站迎送，也不允许他们陪同，用他的话说，叫做“不迎不送，不请不到”。有一次，他在外地休养，当地一位主要负责同志要看看他，人已到了住地，我只好进去请示，可他就是不见，那位同志在我那里坐了一会儿便回去了。他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工作人员在没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收礼。有一次，部队一位老同志从南方给他带来一箱水果，已经送到了中南海大门口，我知道，只要请示他，他肯定不同意收，只好赶到大门口去接待，经过反复解释，总算让人家把东西带了回去。他吃饭也很简单，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粗茶淡饭。有一年，他到外地，接待单位不知道他的饮食习惯，给他摆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坚决不吃，坐在那里和我聊天，直到厨房重新做了他平时吃的一荤一素，才肯就餐。还有一年春节，我到他那里请示工作，正赶上他吃午饭。我看见桌上还是平时的两菜一汤，就说今天过节了，是不是多加几个菜。他说：“不用加，我天天过节。”我知道，他指的是和过去比，现在的生活每天都和过节一样。

 

陈云同志从小喜欢听评弹，建国后，为了养病，他把听评弹录音当成了自己的主要业余爱好，并和评弹界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一年，上海评弹团进京演出，让我请示可不可以到他家里演出一次。他说：“可以见见他们，但不必听演出。我每天听录音不是很好吗？在这种事上（指设专场——作者注），还是要严肃一些。”他公私非常分明，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有一次，他要我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帮助录一段评弹，说完交给我两盒没有开封的空白磁带。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解释说，这是让他们录音的，我这才明白。还有一次，中国人民银行送来三枚建国35周年的纪念币，每枚1元。他对我说，要给他们钱，否则他不要。

 

那时，陈云同志发表了文章或出版了著作，凡是收到稿费，一律让负责行政工作的秘书缴党费。我知道后，劝他先存起来，将来捐赠给一些事业，可以起更大的作用。起初他不同意，认为国家已经给他发了工资，稿费是额外收入，不应当属于他。后来，经过几次做工作，他才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先后捐赠过儿童福利基金会、北方曲艺学校筹建处等单位。但对于报刊或出版社支付给他题字题词的稿费，他还是坚决不收，并原封退回。

 

1939年，陈云同志在延安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其中一个部分专门讲共产党员的标准，一共六条，即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和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做群众模范，学习。文章指出：“只有具备以上的六个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才不致玷污了这伟大而光荣的党员的称号。”延安整风时，这篇文章被中央规定为18个整风文件之一。但我以为，陈云同志在这个题目下还写了一篇大文章，这便是用他伟大一生的实践写成的“文章”。1982年，一位同志转给我一封署名“北京一市民”的信，称陈云同志为“标准共产党员”。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听后大笑。在我印象里，陈云同志一向不喜欢听赞扬他的话。有一次他还给我写了一句旧社会的谚语：“道我恶者是我师，道我善者是我贼”，意思是说，批评你的人往往是为了你好，夸奖你的人则有些是为了害你。但这一次，而且唯独这一次，他接受了对他的赞誉，并把这句评语用笔端端正正地记在了便笺上。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恰逢这时纪念陈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从理想、信念、宗旨和作风等方面，对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作出了科学概括。他号召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在新时期要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始终不渝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两个务必，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想，陈云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一生，不正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体现吗？因此，我们今天纪念陈云同志，就应当把它同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通过缅怀陈云同志的光辉业绩和不朽风范，学习他的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信念和无比坚定的党性，加深对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理解，使我们的党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从而带领全国人民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