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3月16日）
朱佳木
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央决定隆重纪念。10年前，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陈云同志的一生是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他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对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无限忠诚。”他还说：“陈云同志的业绩和著作，他的思想、品德和风格，属于我们伟大的党，属于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作为曾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过的人，对于这些评价有着特别深切的体会。
我是1981年至1985年期间担任陈云同志秘书的。那几年，正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趋于完备、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时期，也是陈云同志已经步入晚年但仍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通过在他身边工作，我亲眼目睹了他对党、对国家前途命运的运筹帷幄，亲耳聆听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真知灼见，亲身感受了他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他的高风亮节。后来，我又因为主持《陈云年谱》的编写，对他的生平和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正是这些直接的和间接的了解，使我认识到陈云同志身上那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精神不仅是坚定的，而且是始终如一的。下面，我就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这种精神在他晚年的一些表现。
心中始终悬着共产主义大目标
陈云同志的身世很苦，幼年时父母便已故去，是舅舅、舅妈把他带大的。高小毕业后，年仅14岁的他为了不加重家中的负担，放弃继续求学的念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文具仪器柜台找了份学徒的工作。1925年，他学徒期满，转入虹口书店当店员，月薪9元。正是那一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陈云同志在同事的介绍下，开始涉足政治。他在后来写的自传中说：“以前，我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看了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因此，他加入了国民党，并成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分部的首创人之一。8月中旬，商务印书馆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下，加入到罢工行列。在罢工中，他先后被推选为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和发行所职工会、印刷所工会、总务处同人会的联合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并经商务印书馆中的早期共产党人董亦湘、恽雨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在回忆自己的入党动机时写道：“入党动机显然由于罢工运动和阶级斗争之影响。此时看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至于《共产主义ABC》还看不懂。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罢工斗争和看了两本书就加入了党，但是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是要干革命，这个人生观的改革，对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他还说：“那时确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于我影响很大。”那年，他20岁。
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陈云同志在延安时代也说过：“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历史证明，陈云同志就是这种不断为党的各个时期具体任务而奋斗，同时心中始终悬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共产党人。无论是在白色恐怖下做秘密工作，还是在根据地过艰苦生活；无论是单独执行特殊使命，还是身居重要领导职务；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遇到逆境，他一直脚踏实地地为着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一方面反对种种脱离实际、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反对只顾眼前利益，动摇甚至抛弃共产主义理想的言行。
我到陈云同志那里工作后，有一次他和我谈到当时个别同志提出的“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他说：“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嘛。”他还针对当时海外有的人要求我们党改名的问题，对我说：共产党的名字表明了她的奋斗目标，改名字怎么能行！延安时期，就有人提过让共产党改名的建议，毛主席说：“什么名字好？国民党的名字最好！可惜人家已经用了。”改革开放后，有些人出国转了几天，回来便鼓吹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对于这种现象，陈云同志十分重视，在1983年准备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发言时，特别嘱咐我，要在他的发言稿里写上“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最后要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说明陈云同志始终不忘共产主义大目标的心境。那是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之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说，邓小平同志要在会上讲话，希望他届时也能讲一讲。陈云同志要我先起草发言稿，并交代要强调一下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当时，他从简报上看到，有些农村党员集训，除了给伙食补贴之外，还要发误工费，甚至有的党员不给钱就不去开会。他说：“这在党执政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补贴能算合理吗？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我看一切集训、开会要钱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
另外有一件事，是我离开陈云同志后发生的。那时，由于有关改革开放的一系列相应的法规制度一时跟不上，加上党内出现了只注意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个别领导干部甚至鼓吹“一切向钱看”的理论，造成一部分人钻改革开放的空子，种种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以至贩卖、放映淫秽录像、引诱妇女卖淫的丑事坏事都出现了。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了一篇书面讲话，指出：“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如果我们各级党委，我们的党员特别是老干部，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高度的警惕，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那么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并不可怕。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他号召，“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
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因此，陈云同志一向重视和提倡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读一些马列的著作。198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进行为期三年的整党，有关部门拟了一个整党的学习文件目录。他看后说：“这个目录中没有马列的书，应当选几篇进去。比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等，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有的同志说，马列的书太长。他说：“可以搞摘要，还可以把我的文章减去几篇，只留一两篇就行了（当时书目上列了5篇陈云同志的文章——笔者注）。这不是谦虚，我们的东西都是从马列那里来的。”后来，中央就此作出决定，在整党完成后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
能否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与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上世纪80年代，有人认为新的科技革命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有了不断自我更新的机制，因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了。这种观点引起陈云同志的高度关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他同一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尖锐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并没有过时，认为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他在历数了从上世纪1917年至70年代末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史实后说：“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几乎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也讲了类似的看法。他在1989年9月16日同李政道先生的谈话中说：“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后来，他还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正是由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帝国主义本质有这种深刻的清醒的认识，才会做到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抵制歪风邪气和坚持原则的勇气不减当年
共产主义事业具有空前的艰巨性、复杂性，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就要有自我牺牲的准备。这种牺牲不仅可能是流血、掉脑袋，也可能是因为坚持原则而遭受冤枉和打击。因此，做一个共产党员要有勇气对敌斗争，也要有勇气坚持原则，维护真理，抵制各种错误思想。陈云同志一向提倡共产党员要敢讲真话，敢于顶不正确的意见，哪怕这种意见来自上边或者一时居于上风。他最欣赏在原则问题上“能顶”的干部，称赞这种人“头皮硬”；最瞧不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把这种人称之为“风派”。
党的十二大之前，陈云同志一边审阅十二大报告稿，一边不时让我把他对稿子的意见转告给起草组的负责同志。有一次，他说：“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后来，十二大报告吸收了他的这个意见。
陈云同志倡导干部要勇于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他自己首先做到了。1959年4月，毛泽东同志就陈云同志向他当面表示当年钢铁生产指标难于完成一事，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特别指出：“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接着，他说：陈云同志“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这里所说的陈云同志“犯错误勇敢”，是指他1956年“反冒进”的所谓错误而说的，历史已经证明，把那说成错误并不符合实际；但说他“坚持真理勇敢”，则是确实的。
在我即将离开陈云同志秘书的岗位之前，他同我谈了一次话，说他一生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他说：“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一九七八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以后，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江青判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这里所说的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现在知道的人很多了。正是他的那个发言，带头扭转了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为会议设定的轨道，促使那次会议开成了一个充分发扬民主、彻底清算“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在此之前还有一次会议，陈云同志也是顶“两个凡是”的。那是1977年3月召开的“四人帮”粉碎后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会上打招呼，要求大家不要提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的事。但陈云同志顶住压力，在小组会上提出了这两个主张，并一口拒绝了要他同意按照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讲话口径来修改发言简报的要求。
一个人上了年纪，尤其到了晚年，往往锐气会越来越少，暮气会越来越多。但这个规律在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共产党人身上，不发生作用。陈云同志虽然在我做他秘书期间已是80岁上下的老人，但他坚持原则的精神依旧不减当年。就像唐朝诗人王勃那句名言说的：“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那时，陈云同志除了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有一件涉及领导干部在出国招商引资中违反外事纪律、变相索贿受贿的案子，中纪委办理起来阻力很大。于是，他亲自出面找有关领导同志谈话，做工作。我记得，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他还给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打电话，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战士交代。他要我转告中纪委领导同志，对这件事一定要顶住，处分决定通不过，就拿到政治局会上，政治局通不过，就拿到中央委员会的会上。他说：“开放政策是对的，但越是在开放的地方，越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干部越是要‘金刚钻’的。”后来，这个处分决定经过折中，虽然在中央书记处会上通过了，但党内反响很强烈，认为处理太轻。中央只好又重新处理，并在报上公布了进一步处理的决定。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不法之徒，内外勾结，大搞走私活动，涉及不少党员干部，群众意见很大。1982年1月5日，陈云同志要我去他办公室，指着前一天送给他看的中纪委反映广东一些党员干部参与走私、贪污腐化的信访简报，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告诉王鹤寿，要重办，要杀掉几个。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杀。”他停下想了想又说：“干脆，我来批一下。”于是，他拿起铅笔，把这份简报批给了几位中央常委，写道：“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几位领导人阅后均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在他的批语中间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六天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中央常委关于要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批示精神，决定立即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以及军队系统负责人会议，派中央负责同志前往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沿海沿边省份，并就此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一场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由此开展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中纪委在一份关于传达学习《中央紧急通知》中若干思想反映的材料上反映：有的同志认为，中央抓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很必要，但抓晚了，问题已相当严重，积重难返了。陈云同志看到后，在上面批示：“现在抓，时间虽晚了些，但必须抓到底。中纪委必须全力以赴。”对于这场斗争的艰巨性，陈云同志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他要我转告他的子女，出门时要注意安全。后来，他又把一份香港报纸上的有关评论批转给黄克诚、王鹤寿同志，指出：“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
党的十二大之后的一天，陈云同志把我叫去，说十二大上有人提意见，认为中纪委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很果断，但在处理现实的案子时软弱。他让我转告中纪委负责同志，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案子要大胆地搞，搞不动就由他提到中央常委会上。总之，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在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的领导和督促下，这场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仅开展严打的第一年，在纪委系统立案的党员经济犯罪案件就有16万件之多，其中结案并开除党籍的有5500多人，移交司法部门判刑的有3万多人，情节特别严重的，如汕头地委政法委原副主任王仲还被判了死刑，震慑了党内少数以权谋私分子，遏制了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势头，对保证改革开放健康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后来，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编辑《陈云论党的建设》一书时，还了解到这样一件事，也很能体现陈云同志这种是非分明、不怕得罪人的风格。那是1986年，中纪委反映中央有的部门违反规定，给领导干部购买高级小轿车的事，陈云同志看到后批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同志，指出：自己有车，还向下属单位要新的高级车，这样的事，在高级干部中，可能不仅这几位同志。“中央要求，在北京的党、政、军机关，要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表率。我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他还建议将自己的这个意见批发给在京中委、中顾委、中纪委成员和党政军各部委，以便监督执行。
当年，财经战线的干部中流行着陈云同志的四句话，叫做“原则问题，该顶必顶，现在不顶，今后检讨”。他这四句话是说给综合部门的，也是说给自己的。这是因为，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一些地方和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往往倾向于把自己那个地区那个部门的项目、投资尽可能搞多一点，产值、利润尽可能搞高一点，发展速度尽可能搞快一点。但资金、原材料、动力、运力就那么多，不可能满足各方面的需求。因此，计委、财政部门、物资部门、商业部门、粮食部门、银行等综合部门，往往成为矛盾的焦点，压力特别大。在这种情况下，是屈从于压力，勉强答应那些做不到或一时虽然能做到，但从全局看长远看并不利的要求呢？还是顶住压力，坚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实际情况办事呢？这对于综合部门的干部和领导综合部门的陈云同志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
上世纪60年代的那次国民经济调整，陈云同志顶住压力，坚持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和城市人口，从而使经济迅速好转的事，大家都清楚，不多说了。就说70年代末的那次经济调整，开始时，阻力也相当大。许多地方和工业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不通，认为“资金不足可以借外债，发票子”，“有点通货膨胀不可怕”，“调整是多此一举，会耽误建设时间”。由于认识不统一，1979年和1980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不仅没有降下来，相反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外贸逆差20亿美元，增发货币130亿元，造成物价大幅上涨。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从解决思想问题入手，在中央工作会议、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等各种场合，反复给大家讲道理。他说：“要承认经济工作中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不仅做财经工作的同志之间有分歧，中央内部有分歧，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有分歧。原因是财贸方面的同志不熟悉工业，工业方面的同志不了解财贸；中央不完全了解地方，地方不一定了解中央的困难。”他指出：经济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对外债要分析，自由外汇贷款数量有限，而买方信贷的使用则取决于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用发票子的办法弥补基建投资赤字，无以为继，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炸”。通货膨胀数量不大不可怕，但数量很大的我害怕。在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的竭力推动下，调整方针终于得以贯彻，并很快理顺了严重失调的各种重大比例关系，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稳定而宽松的环境。
但是，情况稍有好转，一些同志单纯追求产值、速度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们以实现党中央关于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产值翻两番的目标为由，提出要“提前翻两番”，要“翻三番、翻四番”。陈云同志敏锐地觉察到这个苗头，要我转告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组负责同志，在报告稿中要把20世纪的最后20年分成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为后10年的振兴创造条件。起草组采纳了这个意见，并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十二大之后，他在听取国家计委负责同志汇报时，针对一些地区和部门要求突破计划上项目的情况指出：要分清前10年和后10年，要抓住这两个10年的区别。今后各地要求开口子，计委要顶住。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他又在和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的座谈时指出：只要前10年把各方面关系理顺，做好一些大骨干项目的前期工作，后10年的发展速度就可以搞得快一些，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就可以实现。“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十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十年来办，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那末，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又出现过热现象。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次提醒大家，百分之二十几的工业发展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他说：“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陈云同志在事关党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退缩，在党和国家的危难关头更是无所畏惧，挺身而出。1989年春夏之交，他正在外地养病，但当首都发生政治风波、党中央发出两个声音后，他毅然提前返回北京，召集中顾委常务委员开会，旗帜鲜明地指出：作为老同志，现在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并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由于他当时任中顾委主任，在党内又有着崇高的威望，因此，他的这一表态对于平息那场政治风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陈云同志这种高度的共产党人原则性，一些人出于种种原因，或者不理解，或者予以责难。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70年代末，陈云同志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曾被认为是“右倾保守”的代表人物，甚至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因此几度受到冷遇。对此，他不以为然，一笑了之。记得我去他那里工作，见他的第一面时，他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可是，到了80年代中期，一些人又议论他“左”了，“保守”了，“僵化”了，甚至境外敌对势力的舆论也跟着鼓噪。这个话传到陈云同志耳朵里，他笑着说：好哇，能把我“一贯右倾”、“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摘掉，我很高兴呀！有一次，在说到这件事时，陈云同志以开玩笑的口吻问我，他到底是右了还是“左”了。我对他说：“你没有右，也没有‘左’，你还是站在原处，没有变地方。变地方的是那些说你右和‘左’的人。当他们站在你的‘左’边时，觉得你右了；当他们站在你的右边时，又觉得你‘左’了。”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
过去，当一些人指责陈云同志的思想“右”时，右的其实并不是陈云同志，而是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出现了“左”的偏差，在这种“左”的潮流下显得他“右”了。而当一些人议论陈云同志“左”了时，“左”的其实也不是陈云同志，倒是议论他“左”的人自己的思想右了。那时，社会上流传党内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说法，并把陈云同志划入“保守派”中。陈云同志对此不屑一顾，照样讲他认为该讲的话。但在私下里，他对我说：“要说改革，我是大改革派。搞加工订货、对资本家采取‘定息’办法，这不是改革？”实际上，不仅在上世纪50年代私营工商业改造中，陈云同志提出了许多不同于过去苏联的做法；即使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所依据的，也正是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所提出的有别于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三为主三为辅”的构想。
我通过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看到，他对改革开放不仅始终是真诚拥护、积极支持的，而且提出过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例如，社会主义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还不够，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走出去向国外投资等等，就都是他最早提出的。在198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高度评价经济体制改革，说这一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意义不亚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他又明确提出：“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如果现在再照搬五十年代的做法，是不行的。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但与此同时，他也反复提醒全党必须注意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纠正忽视精神文明的现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紧紧抓住执政党的党风问题不放松，对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能“松绑”。他强调：“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如果这就叫做“左”，哪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左呢？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些是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这样讲的，从来没有变过。”“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对于这一点，忘记或根本抛弃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人，当然无法理解；用资产阶级价值观观察世界的人，更是永远也不会弄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