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最近，全国物价上涨得很厉害，各地倍数不一。北京小米曾涨到一千二百元一斤。据昨日消息，上海米价已由每斤三万五六千元涨到十万元。这次涨风甚至影响到西北。以上海来说，现在物价比七月份平均涨了两倍，有些东西竟涨了五六倍。

分析涨价的原因，与物资不足是有关系的，但关系不大。主要原因是财政赤字数目太大，钞票发行太多。七月份只有上海、汉口物价上涨，现在发行的钞票比那时数目多了五倍。新解放地区，开头还多用光洋，因价值不易变动。人民币的信用比不上光洋，而要用人民币代替光洋，就必须发行钞票。钞票发行多了，就会刺激物价上涨。如果要降低物价，就只有不发钞票，进而使钞票回笼。还有最基本的办法，是以大量物资补充通货的过量。这批补充物资的数量，约相当于三十亿斤粮食、一亿匹土布。要渡过这一难关，需要有手段。有了物资的准备，才有力量，这点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京、津、唐三市每天卖出粮食一百五十万斤，东北来的粮食每天是三百万斤，包括附近地区的销售，证明粮食不会少。棉纱贵也没有道理，因为现在棉纱数量比七月份多。这就完全证明，物价上涨是因为追不上钞票的发行量。

工作中的缺点、教训也是有的。假如我们能争取主动，物价不至于暴涨、猛涨，可以使它渐渐地涨或平稳地涨。但是我们估计错了，以为九十月份便涨，就决定发行大钞。九月份物价平稳，认为必须抓住这个时机让大钞出手，否则就失去机会。九月二十日开始发行大钞，那时若使物价涨高一些，就可能避免这次的猛涨。这一点，我们没有好好地运用。

从这次的教训看，华北粮贵，引起别的东西贵，因此还要多存粮。今年发大水，粮产歉收，铁路交通曾断绝，再加以奸商抢买拒卖，哄抬物价。这些意外事件都影响了我们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同时又由首都刺激了其他各处的货币价格。因此，在北京我们要有充足的存粮，以提防意外。这要多少东西呢？要有三亿斤粮食，便可以在意外事故发生时，好好地调剂物价。

为了保证棉价，要有足够的粮食去换棉纱，要保证一斤棉的价格等于八至十斤小米。现在有些地方已用征公粮的方式来征棉花。吃饭要粮食，收购棉花也要粮食，这就是京津所需要的粮食状况。

上海今年夏天，米贵纱滞，那时因长沙没有解放，纱没有去路，使厂方难以负担工资，工商界发生了危机。政府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个困难。到了秋天，纱快米贱。农村中有粮的人为了怕征公粮，赶快出手，米价赶不上其他货价。这对我们也不利，因为米价低，农民吃亏太大。

华北缺粮，上海欠纱，都还是小事，我们最主要的负担是赤字亏空。为什么要发那么多钞票？

现在军队和其他吃公家饭的人，总共有七百万。这是一笔大数目。军队开去打仗，又得要先带一批款去。新解放区收税不容易，钱粮都要补贴。四个月来的支出以光洋在战前的购买力来计算，全部支出要五亿四千三百万元，其中军费开销占四亿三千三百万元，平均每月用军费一亿零八百二十五万元。其他用在铁路的修复，轮船交通企业的投资，邮电、工矿的投资，国营事业周转金及收购棉纱等方面，总共是一亿一千万元左右。

我们的财政收入，四个月来是一亿八千八百万元，总收入只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四点六，赤字数目是三亿五千五百万元，它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六十五点四，也就差不多是支出三元，收入一元，赤字二元。这个入不敷出的数目靠什么来解决？靠发钞票。

我们打到一个新地区，不能立刻收到应有的税项和公粮，开支上只好大量补贴。公粮甚至还不够吃，当然没有办法补偿赤字亏额。我估计大概在明年春天吧，重庆、成都以及全国绝大部分地方可以解放，那时地区大了，开支一定更多，又因为都是新解放区，所以一定入不敷出。新区和老区不同，老区收粮又快又足又多，新区群众没有组织起来，这一点还办不到。估计明年物价一定要“打摆子”〔2〕，周期性的波动一定会有。

我们有很多吃亏的地方。例如，军队一开到新区，增加了当地钞票量，也增加了粮食的开销，于是币值降，粮价涨，军队受物价波动的害处不小。此外，中国有近一亿的人口在都市里，各种小买卖增加了货币的流动量，等于使票数增加，影响到物价涨币值降。

物价的波动，影响了各地工商界的实物生产，使产量减少了。假如物价不波动，投机倒把的事没有出路，靠这门吃饭的人都只好转入正当生产，可以增加货币基金。所以，周期性的“打摆子”，对军队，对广大人民，对国家货币基金，对我们的政治威信都不利，害处很大。

“摆子”一定要打，今后也没有办法使物价不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方针是：（一）保证军政费用的必须开支。比如打台湾，捞重庆舰，军队要吃饭，这些开支都是不可免的。（二）力争金融波动的次数减少，波度减低。

为达到上述目的，应采取以下办法：

一、多生产些，少用一些。这是解决问题最基本的办法。因为战争的关系，农业生产以全国范围来说，收成比抗战前少。今天的生产，还是以农业为主。这一点必须努力改进。少用一些，就是可以不用的就不用，可以省的就省，有些事情可以拖到战争结束之后才做的，就拖到将来再做，暂不开支。例如，某军团要把士兵的布鞋换成胶鞋，我们不答应，劝他们打完仗再说。

二、多收多借，组织管制。向来是农民的负担最大、最重。对战争，目前我们只是取得基本的胜利。农民的负担还不能减轻，还要请他们再负担一下。同时，我们也可以在生产上帮助他们增加产量，搞好水利，找好的种子，减少畜瘟，使他们减少损失。增加了粮食生产，这就等于减轻了他们公粮的负担。过去在陕甘宁边区，我们收二十亿斤公粮，农民也叫苦，那时我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增加产量，这就等于减轻农民的公粮负担。这一点是要向一般干部解释的。

农村和城市，要使其负担比例渐渐合理，借以减轻农民的负担。过去我们在城市的政治力量是劣势，现在是优势，应该要增税。以北京来说，收支是不平衡的，半年来贴了不少钱，占支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上海的税收也少，只等于两个天津的收入。

农民的负担不能减，增多了也不行，但城市负担还可以加多一些。有人主张减税，但减了税便要增发钞票，金融更要波动，倒不如多抽税，少发钞，物价金融少波动，这样对工商界来说，也较为有利。

多借，向谁借呢？现在是要借内债，或者发行公债吧，从人民身上再借些钱来。财委会讨论过，主张发行折实公债，按各时期不同的价格折实收款，又按各时期不同的价格折实还债。发行公债，起码要保证买公债的不会受损失。数量发多少，什么时候发行，应该计算一下，希望能快点搞。可否在这里讨论一下？发行公债，对目前的财政、金融都会很有帮助的。

组织管制，把经济队伍组织起来，对市场加强管制。好好地调整，争取主动，少打败仗。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陈云在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标题为编者所加。

〔2〕这里借指物价忽高忽低的周期性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