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曾被称为共和国的“红色掌柜”，是大家公认的重视并善于调查研究的典范。毛泽东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评价陈云：“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依靠调查研究作决策，是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作为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一生坚持实事求是，每逢重大决策之前，总是做大量调查研究，听取多方面意见，留下了许多鲜活的事例，彰显了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崇高风范。

陈云在调查研究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总是聚焦新问题，善于抓住关键问题，务实解决真实问题。

他总是聚焦新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1933年，陈云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担任全总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面临如何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工人运动、纠正经济工作不当做法等新问题。为此，他于1月和6月两赴工商业比较繁荣的汀州调研，发现苏区把白区搞政治罢工的做法搬来，存在强迫介绍工作、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出过高经济要求等“左”的做法；认为这些做法“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相反地，只能发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确的浪漫生活”，还使许多企业和作坊倒闭，因而是“破坏苏区经济发展，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在他和张闻天、刘少奇等同志的领导下，苏区工人代表大会修改了1931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含有“左”倾错误的劳动政策。

1937年底陈云抵达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抗战开始后，党的建设面临从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环境的转变，特别是华北敌后通过自上而下地建立军队、政权和党组织，党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这与内战时期通过艰苦的群众工作自下而上地艰难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这一新问题，怎样搞好党的建设? 陈云从调查研究着手，由于亲赴华北前线调查有困难，就采取找人来、派人去的方法。1938年3月，他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从前方调人来延汇报的建议。随后，他先后听取了华北从区、县党委直到乡村支部书记的汇报，特别是1939年4、5月份集中听取华北九个乡村支部书记的详细汇报。1938年11月，他又派出中组部两个巡视团赴华北，费时一年实地调查。通过调研，他指出:“我与华北六个不同地区做党的工作的同志谈话以后，觉得华北工作最弱的一环，是群众工作。”1939年11月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时提出，必须将群众工作列入党支部工作的议事日程。正是从全面抗战一开始就紧紧抓住群众工作这个中心环节，党得到群众拥护和支持，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赢得了最后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一五”计划是我们党编制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国是一个大国，资源没有调查，技术水平很低，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又没有编制长期建设计划的经验”，对于如何编制“一五”计划，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展开了深入、全面的调研。他不断找部长们、专家们谈话，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他每周到国家计委听两三次汇报，强调计划一定要建立在积极可靠的基础上。同时注意发挥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计划机构的作用，引导他们编制各部门、各地区的计划。1952年5—6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试编出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1952年8月17日，他出访苏联，征求对方的意见。立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已经宣布、苏联援助的重点建设项目已经确定、朝鲜战争已经停止等有利时机，他再一次主持编制工作，对计划初稿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对大家提出的意见按问题逐个进行多次的研究和修改。直到1955年2月，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了两年后才编制完毕。由于计划是建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之上，实行了决策的民主化，经过了严密组织实施，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全面提前超额完成；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135个项目已经施工建设、68个项目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我国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兴工业部门，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他总是找准要害，抓住问题关键开展调查研究。

是否坚守南满一度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争论的焦点。1946年5月，中共东北局将机关、企业、干校、伤员和随军家属等10万余人迁移临江，临江一时成为南满中共军政中心。1946年10月，陈云兼任中央东北局辽东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当时国民党军挟持四平之战后的攻势，集中8个师、10万多人，分3路向辽东根据地全面进攻，意在先占南满再攻北满，而南满根据地只剩长白等4个小县，形势严峻。12月在七道江辽东军区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多数人主张不必死守南满，将主力北撤，司令员萧劲光不得不请陈云去拍板。陈云自认军事上是外行，必须弄清事实，其实他的调研从到南满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到七道江后，又连夜与参会干部分头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第二天开会再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随后在当晚作“坚守”的讲话。形势的发展证明坚守南满的决策是正确的，经过108天的四保临江战役，我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歼敌43000余人，收复城市11座，彻底粉碎了敌人“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扭转了东北战局，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辽沈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上海解放后，面临物质供应不足、物价暴涨等重重困难。虽然采取多项有力措施，促使1949年7月的上海物价波动情况一度有了改变。但从10月15日起，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为先导，其他地区跟进，全国物价猛涨。到11月13日，以7月底为基期，物价平均指数北京、天津涨1.8倍，上海涨1.5倍。10月全国物价平均上涨44.9%，其中上海、武汉由纱布带头，天津、北京由粮食带头，涨风猛、波动大、范围广。陈云以上海为立足点进行调研，及时了解全国相关地区粮食、纱布、煤炭、盐等生产、储存、运输情况，准确掌握贸易、银行、财政等相关信息，主持召开上海财经会议，不失时机提出应对之策，——将这些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存储，有序运往上海等地，并依据市场信息统一抛售、确定本地的合理价格。同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打击投机活动。经过几次较量，将这波涨价风潮平息了，打赢了“银元之战”、“棉纱之战”和“粮食之战”，遏制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举稳定了全国物价，被毛主席评价“不亚于淮海战役”。

他总是紧紧抓住民生热点难点，务实解决实际问题。

陈云常说：“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不管是领导经济工作还是做其他工作，认真解决问题，切实为人民谋利益，都是他的一贯做法。

1957年，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12个省市的350个县（市）广为流行，患病人数约有1000多万，受到感染威胁的人口在1亿以上，对农村劳动力的危害极其严重。青浦也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时任中央副主席的陈云赴青浦专题调查后，要求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由省、县领导亲自负责，动员各方力量，采取紧急措施，有计划、有领导地加强防治工作，限期消灭这种危害严重的地方传染病。1957年4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提到了上海血吸虫病的防治情况，体现了陈云青浦调查的成果。

在陈云心中，群众利益问题无小事。20世纪50、60年代，在陈云的关心支持下，专门对焦炭回收、粘胶纤维生产等进行研究，以研制生产尼龙袜解决人民穿袜子这一难题。在改革开放时期，对儿童看戏难、中年知识分子待遇低、市民“烧煤难”、大龄未婚青年婚姻等民生问题，陈云都高度重视，认真调研。针对当时比较突出的大城市蔬菜供应问题，陈云曾多次了解北京大白菜的产销与贮藏工作。1982年10月，他在专门给胡耀邦的信中指出：“北京（天津）烂菜问题是个多次发生的事情。今年必须避免烂菜。因此，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大白菜是北京市民的当家菜类，因此必须安排在前。”在陈云的关心下，北京市提前召开了各区、县、局和有关单位领导参加的秋菜供应、储存工作动员大会，还成立了秋菜指挥部，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烂菜现象的发生。

问题是实践的导引，是实践给出的考卷。只有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才能把对策提实，才能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陈云倡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是陈云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原则。

陈云提出“不唯上”，强调下级在执行上级的指示、决议时，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进行，要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方案、计划，不能“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

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我们党出现急躁冒进“左”的倾向，许多党的领导人头脑发热，大谋“高速度”，“高指标”，其中钢铁“一马当先”，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衡。1958年的1050万吨钢的高指标已经弄得全线紧张，各地反映农用物资、人民生活用品和部分重工业的生产，由于原材料燃料供应多、运力被挤占而告急。1959年钢铁指标更高，虽然从1958年底郑州会议开始中央就想降温，从北戴河会议确定的2700—3000万吨，到1959年2月公布的1800万吨钢，到4月上海会议降到1650万吨，但依然很高。1959年4月，中央书记处委托陈云领导中央财经小组负责落实指标。陈云经过周密调研，提出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定为1300万吨。有的同志认为这个指标太低了，会使下面泄气。实际生产的结果表明，经过一年的努力，勉强完成了1387万吨，与陈云提出的计划指标相差不大。这件事使毛泽东主席重新认识了陈云。他评价陈云说：“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坚持真理也勇敢。”

陈云提出“不唯书”，强调并不是不读书，不读文件，而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一切从本本出发。要在实践中自觉运用理论知识，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事物的内在联系，从而正确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在党的八大筹备过程中，如何做到不照搬照抄苏联这本“教科书”，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陈云更早地察觉并大胆提出改进计划经济体制问题，提出在巩固社会主义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许可存在自由市场，这是他在充分调研后得出的判断。为参加中央于1956年5月份召开的各省市对资改造小组负责人汇报会议，4月19日，陈云离京南下，就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情况，分别在上海、武汉、 广州等地召开片区有关省市、部门对资改造小组负责同志汇报会，并到当地各大商店查看物品样式、销售情况，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研究，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发言材料。从7月27日起，围绕搞活市场，如何克服商业上统购包销中的弊病，陈云连续10多天主持物价座谈会，讨论品质、地区、季节、购销差价，和工业品与农产品、粮食与棉花、粮食与桑蚕茧的比价，以及价格和市场的管理体制等问题。他在谈到价格政策时归结为一句话：“统一价格已产生不好的影响，今后应该采取好货好价、坏货坏价、优质优价的政策，否则事情不好办。”8月23日，陈云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改进工商业组织形式，指出：“现在看来，不仅服务性行业集中是错误的，即使制造性行业过于集中也是错误的。”“商业部门的合作小组自负盈亏，经营积极性大，搞得较好，工业也可以这样办。小工厂和手工业品种复杂，千变万化，有很大的灵活性，能够适应市场需要。大工厂需要有小工厂配合，否则人民多样性的需要无法满足。国家市场要有自由市场配合，没有肩挑小贩是不行的。”经过集思广益，他提出了“三个为主，三个为辅”（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等构想，写进了党的八大通过的有关报告和决议中。党的八大后，“三主三辅”的构想部分得到实施，带来了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的一个短暂活跃期。

在1955年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决策过程中，有人提出：发行第二套人民币，要不要学苏联，采用他们的发行方式？陈云查阅了苏联当年发行货币的大量书籍资料后发现，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苏联1947年进行货币改革的情况不一样，不宜实行苏联的办法。而应采取等价划一的兑换方式，即换得新币后，仍一律保持原有价值。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提高了人民币的威信和稳定性。

毛主席曾一再讲过:陈云所管的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的。

陈云提出“只唯实”，强调一切工作着眼于客观实际，从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不断发现新问题，研究新情况，而不拘泥于以往的经验。

1939年4、5月份，陈云同来延安的七个支部书记谈话，了解到大多数支部不讨论群众的切身问题，经常性的工作是依照区委的布置，发展几个党员，动员几个人当兵，要多少粮食和军鞋，而且一概是分派。至于群众要些什么，就不管了。有些地方，一个老百姓在7、8个群众团体名册上都有名字，而每个团体又规定5天或7天开一次小组会，10天或半月开一次大会。更有甚者，有个别县的地主把持乡政权，他们把各种负担都加在抗日军人家属及贫苦工农身上，却美其名曰“起模范作用”。根据调查掌握的情况，陈云于9月和11月在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了《巩固党与战区的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提出划小区乡党组织工作范围、以便接近党的支部和接近民众、支部要经常注意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各团体领导机关工作人员要深入基层工作、组织妇女等措施，主张“我们要向着这样一个目标：支部掌握乡或村的全局，即掌握全乡或全村的党、政、军、民、学的工作。做到了这一点，支部才算得是群众的核心，党在群众中的堡垒”。他还在中央讨论各地工作时，针对不同地区党的组织情况，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为加强抗战时期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一些老字号受到冲击，改了规矩，变了味道，群众很有意见。对此，陈云把东来顺、全聚德的老板请到家中，了解情况。东来顺反映原先只用35—42斤的小尾巴羊、肉很嫩，现在山羊、老绵羊、冻羊肉都上。全聚德用的鸭子，原来大概要喂100天左右，饲料主要是绿豆小米，现在供应的是劳改农场养的老鸭子，烤鸭就不好吃了。经过分析，陈云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轻易改变了原来的生产经营办法，而根本原因是缺少市场竞争的推动作用，指出：“对一切已经批准了公私合营的企业中，原有的制度，包括进货办法、销货办法、管理制度、会计制度、工资制度，暂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不要改变。”陈云还针对公私合营、合作化以后，有些地方把修理自行车的并到一起，把剃头担子合到理发铺子去，造成群众生活不方便的问题进行了批评、纠正。他指出：“就是公私合营以后，工厂和商店不能大合并，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微加以改造，稍微加以合并。也就是说，大部不变，小部调整。”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体现了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解决改革与发展问题的对策。

陈云倡导“交换、比较、反复”，这是他开展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

陈云认为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由于调查研究涉及主体的立场不同，调查研究的视角也会不同，因此交换意见是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

1957年三门峡水库开工建设后不久，陈云意识到工程没有充分讨论，将会产生不少严重问题。他指出：“三门峡要搞，应该提出方案，在报上公布，全国讨论。现在，党内党外都有意见，对坝高坝低、淹地多了少了、搞不搞都有一些意见。治涝也应该提出方案，报上公布，全国讨论。……只有经过全民讨论，把好的意见吸收下来，才可以少犯一点错误。现在，我们有些问题决定得太快。”

作为农业大国，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始终牵动着陈云的心。1961年全国人均用粮430斤，比1957年减少了170斤。粮食减产问题令陈云深感忧虑，陈云曾设想把发展化肥工业的重点，放在建设一批年产800吨和年产2000吨合成氨的小型氮肥厂上。但是，经过一年多实践的检验，小型氮肥厂在技术上没有过关，证明这种设想缺乏充分根据。1961年3月初，陈云连续4次听取化工部有关负责人的情况汇报。他特意强调“一万吨合成氨辩论会，要找一些‘反对派’参加，包括化工部以外的‘反对派’，听听反对意见。不听反对意见，一边倒一定会失败的。现在有些同志有话不敢讲，应当引导他们大胆地讲”。会上，彭涛为落实氮肥设备制造而提出关于进口材料的意见得到了陈云的大力称赞。他说这“是个大发明，是件大好事，是很重要的措施和保证。”经过热烈讨论，最终会议认为1962年至1969年应搞大型氮肥厂，应集中力量每年建成一个年产20万至25万吨合成氨能力的工厂。正是听取了各方面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陈云最终作出了正确决策，使我国化肥工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1978年，在得知南水北调工程规划确定，陈云立即致函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为了接受过去在三门峡工程中的教训，避免可能出现的弊病，我认为还应该专门召开几次有不同意见人的座谈会，让他们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

陈云曾经提出：“在干部中间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这是调査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调査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可以说，通过交换，就能全面地认识事物，从而确保结果的真实。

陈云认为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

在拍板是否坚守南满时，陈云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对敌人军事条件不能估计过高，——我军已有3股武装共11个连挺进敌后20多天，打下敌人4个据点，来电要后续部队与干部去，“由此可见，敌正规军兵力不足”，“必须捉定敌人这一弱点，使敌人顾了后方顾不了正面，顾了正面顾不了后方”。同时认为，“大部农民想把今年分地所得的粮食自己受用”，敌后农民藏粮与地主要粮的斗争一定存在，“敌后客观上存在着阶级斗争是无疑的”，因此，“我们军队去，一定受欢迎”，“今冬是机会，决不能放过”。陈云认为坚持南满可能损失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的兵力，但能与北满形成椅角之势，敌人进退两难;放弃南满，部队损失同样很大，而且敌人全力攻北满，北满也不保。

实行粮油棉统购统销，目的是解决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时遇到的供不应求的突出难题。陈云先是要求粮食部准备粮食问题的材料和研究粮食的购销方案。接着，他又连续十天同中财委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粮食的购销办法。经过比较，权衡利弊得失，终于下决心提出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售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统购统销”。一个月后主持召开政务院会议，进行讨论。陈云指出：“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是件大事。它与全国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可能出毛病；不实行，整个市场可能出乱子。两个乱子比较一下，还是搞到了粮食比较好。” 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两个文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正式出台，不仅提出了八种方案和办法，而且逐一条分缕析，充分论证，充分比较，论证可行性，比较得与失，最后确定统购统销为可行政策之后，还要陈述利弊，指明利是什么，弊在哪里，让大家思想上早作准备。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之后，除出现国家跟私商的关系紧张和市场不活跃的问题外，更加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国家跟农民的关系紧张和粮食形势严峻的问题。1954年9月以后，城乡粮食销量不正常上升，统购统销政策是否正确、能不能坚持，很多人表示怀疑。1955年1月，陈云亲自下江南，实地调查粮食统购统销与市场情况。回到北京后，陈云向中央建议：统购统销政策有缺点，有漏洞，可以补充、改进，但不能动摇，必须坚持；对农村粮食的统购统销要“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

他在选择不同的调研地点进行比较分析。青浦小蒸调查后，陈云又到杭州、苏州，找同青浦情况相仿的浙江嘉兴的嘉兴县、嘉善县，江苏苏州的吴县、吴江县、昆山县，研究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也调查了养猪和自留地的情况。另外，还找了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浙江萧山和江苏无锡两县县委的负责人，进行调查，研究农作物安排的有关问题。通过仔细比较，来验证他在青浦小蒸调研的结论是否真实。

在调研宝钢前，1959年5月初，陈云听取冶金部6次情况汇报，了解总的情况和矿山、焦化、耐火材料、炼钢、轧钢各个环节的全面情况，听取了国家计委有关各局的意见。在了解钢铁情况时，还综合了解市场、运输、人民生活相关情况。袁宝华回忆，仅一个星期里陈云就找他谈了6、7次，一个矿山一个矿山地谈，对储量、开采条件、矿石品位、运输条件都作了细致的了解。目的是从三方面进行比较:“一是钢铁系统各部门之间是否适应；二是与其他相关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是否适应；三是与农业、市场、人民生活方面是否适应。”最后，根据综合平衡的实际情况，陈云提出把1959年全国钢产量压缩到1300万吨。

为此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指出:“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他提出今后7个月主要是搞好综合平衡，也就是通过地区、产业、企业之间等比较分析推动协调发展的实现，为后来困难时期的调整作了理论准备。

陈云认为反复，就是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

为做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财经工作，陈云提出要筑牢财政开支不靠发钞票、准备物资、收营业税和卖公债等促使物价相对稳定的三道防线。对此陈云进行了反复调研。抵达上海后，他连续4天一边听汇报、调查研究，一边为上海财经会议作准备。1949年7月会议结束后，他仍留在上海继续调研，从8月19日到23日分别召开民主建国会负责人、上海产业界代表、上海机器工业代表、上海银钱业代表座谈会，以及上海纺织业、卷烟业、化工业及西药代表座谈会，与代表们分析有关财经、工商业等问题，通报财经困难状况，反复征求对发行公债等政策的意见。为切实掌握会议的落实情况，做到胸中有数，针对各种统计材料几乎没有等问题，从11月5日起，中财委所管各部相继召开茶叶、鬃毛、油脂、海关、税务、盐务、水利、煤矿、交通（航务公路）、铁路、农业生产、粮食、城市供应、钢铁、邮务、财政、机器、有色金属、电业、电机、钨锑锡、石油、纸张、电信、化工、渔业、林业、金融等专业会议，反复进行研究，初步掌握了全国农业、工业、铁路交通、财政金融和贸易等情况。陈云说：“这3个月会议使我们头脑开始清楚。”“这些专业会议，还集中大家的智慧，经过充分讨论，对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农业、工业、铁路交通业制订出以恢复为主的方针和重点恢复的计划，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动员并调整人力、物力，这就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作了必要的准备，也为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作了必要的准备。”

1979年6月16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宝钢建设问题。陈云在会上指出，宝钢是一个仓促上马的特大项目，“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在过去的一个半月时间里，他也是这样去做的。陈云对宝钢如何建设，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第一次是看5月9日国家计委等七个部门的报告后，认为“应该基本立足于国内，买技术，买专利”；第二次是5月31日到上海实地考察后，提出全部进口的想法，即买设备的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是6月6日离开上海时，最后考虑还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银行报告的意见办。他自己也深有感触地说：“这三次反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正是通过反复论证，保证了结果的真实性。

“交换、比较、反复”，能够有效地揭露矛盾、分析矛盾、研究矛盾的发展及其向对立面的转化，能够克服认识片面性、达到全面性，成为确保调查研究结果真实的重要方法论保障。

陈云坚持做到召开会议、实地查看、深入群众、“精打细算”，这是他开展调查研究屡屡取得显著成效的有效手段和途径。

召开会议调查。

陈云认为，开会人数应该适宜、少而精。可以先“开小型座谈会”，“召集五六个单位或工厂的人员，请有关各部也参加，听汇报发言”，主要“以小会为主”，参加人员要找的适当。1941年5月，在讨论关于旧苏区、旧游击区的工作问题时，陈云就专门致电晋西区委员书记林枫，要求派人来延安讨论支部工作，并提出将兴县、文水、临县三县“好的和中等的支部各派1人（共6人）”，而且来的必须是支部书记、本村人，年龄在26岁以上，“对于该村的每家情形及全村大小事情知道很清楚”，“对于支部的创立由开始到现在完全知道”。1961年陈云第四次回到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调查，当时召开了10次专题座谈会，会议内容各不相同，其中有几次主要是向干部做调查，有几次是和公社党委交换意见。正是通过这些专题座谈，陈云了解到大量鲜活详细的一手资料，认清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陈云认为开座谈会要善于控制会议，抓住问题，引导人员反映真实情况。1961年10月14日至11月3日，陈云在北京香山饭店主持召开了20多天的煤炭座谈会。会议开始时，陈云明确提出讨论中分两类问题，一类是厂矿企业内部的问题，一类是从部委和全国角度来看的全局性问题。会议过程中，针对干部提出的问题，陈云不时进行引导。如平顶山矿务局干部在座谈会上讲到，一些单位老工人不会说话、不会虚夸，年轻人嘴巴没毛、办事不牢。陈云立即讲道，革命队伍中没有青年人也不行，大革命失败后，有的老的都不干了，青年还要干。要有“没毛”的，但也要有“有毛”的。

陈云认为，座谈会要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与会人员的广泛参与是座谈会取得好效果的前提，也是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的生动体现。如何调动参会者的积极性？在陈云看来开会的方式不要刻板，“开会时尽可能让到会者随便、热烈的争论。”要做到“三不”，即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让人从各方面把问题兜出来。他总是请持有极右、极左以及各种有代表性意见的同志把意见完全摆出来，让大家尽情发言。1955年1月曾经跟随陈云到青浦调研的周太和回忆说，陈云在调研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时，刚到青浦就找了农民、商人、小学教员、居民、干部等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坐下来进行座谈。在“座谈中，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有的只赞成统销，主张限制城市消费量，不赞成统购；有的批评干部购了‘过头粮’，也有不少农户反映留粮过少，口粮短缺。”对于这些不同意见，陈云非常重视，认为“有意见敢于反映，这是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他找人个别谈话时先说:你们每个同志都可以随便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说话别受拘束。这就消除了大家在政治上的顾虑，敢于反映“大跃进”以来的真实情况。

坚持实地察看。

陈云认为，只有去到实地，细致入微地观察，才能发现办公室听不到、看不到、想不到的情况，才能接近事实真相，找到问题症结，对症下药。

为弄清宝钢项目是否可行，陈云广泛听取各部门、各方面的意见。他在北京听取计划、冶金领域老干部三次座谈情况后，5月31日亲赴上海实地考察，召集上海钢铁一厂、三厂、五厂和上海市冶金局的人员座谈。他了解到，宝钢上马有些仓促，但开工以后工程进度是好的，施工力量已有5万人。而且宝钢生产的钢材都是国家需要的，因此这个厂非常重要。

围绕粮食统购统销问题，1955年1月中旬，陈云离京南行，先到天津，接着到上海。在上海，陈云看了粮食一级批发站和永安公司，并到松江看了几个集镇、几个县批发站，最后到他过去搞农民运动的地方——青浦县小蒸乡，调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农村的初级市场问题。通过实地调查，陈云了解到有的地方粮食征购率高达65%至70%，有些家庭不够吃，基本摸清了粮食统购统销在农村的情况。

1957年3月28日上午，陈云先到青浦里浜村看望患血吸虫病的人，后又到黄泥溇村看群众土埋钉螺的情况。从里浜村出来，他们乘车来到青浦城。在沙埭浜村，他视察了水煤气火焰灭螺，又看了群众挥动铁铲土埋钉螺，了解两种灭螺方法的效果和经济价值。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小蒸农村只有可以走人的土路，汽车、自行车都不能通行，去各个村落需要步行7、8里路。陈云尽管心脏有病，医生只允许他工作半天，但他仍然坚持实地去看。他深入了解不同时期母猪和奶猪不同的饲料需要，喂养母猪夏天如何防暑、冬天如何保温。他看到，私养母猪喂食喂得好，有的甚至喂泥鳅，猪圈也干净，产苗猪多，苗猪成活率高。公养母猪喂食不分大小、强弱，像开“大锅饭”，猪圈脏得很，母猪流产多，苗猪成活率低。因为饲养得当，一头私养母猪全年生产和养大的苗猪，至少比公养母猪多一倍以上。

做到深入群众。

陈云认为调查研究主要是向基层、向实际、向群众作调查，如果没有正确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和决策。

农作物种植、养猪、自留地，关乎粮食产量的恢复发展，关乎肉食供应和农家肥提供，关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和度过饥荒的现实。围绕这三大问题，陈云来到青浦县农村进行了15天的蹲点调查。6月27日，陈云乘坐火车在石湖荡车站下车直接来到小蒸公社。他住在 “老战友陆铨生的家里，访问家乡的老熟人，接见大革命时期的农会会员，分别听取村、乡、区、县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向他们了解农民生活情况，征询对统购政策的意见”。回到北京之后，陈云总结调查研究成果，写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份调查报告。

在关于养猪是公养好还是私养好的调查报告中，陈云指出：“我自己还去农民家中跑了若干次，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他通过与基层干部群众探讨得出结论，农作物种植安排不能仅看上级怎么发的行政指令，也不能仅凭老农的经验，主要决定于无霜期长短、人口和耕地比例、地势高低、土质情况和耕作习惯等；养猪方面，公养和私养只是主体不同，最关键的要看如何减少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自留地应否多留，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统筹解决集体和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注重“精打细算”。

陈云到各地做调查研究，常常通过算账了解下面的情况，摸清建设进展、发现存在问题、纠正工作失误，为重要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依据。晚年陈云曾戏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

上海解放初期，为稳定物价，他要求查明：在上海及沿江我们共接收多少轮船，其中海船、江船各多少，各船吨位大小如何？民营海船、江船各多少，各船吨位、大小如何？上海与华北之海运及沪汉间江运共需要多少吨位的船只才够用？在港台穗的民轮有否返回解放区之可能，何时可返回？他还算出所需粮食的数量：以每人每月平均21.5斤粮食计算，上海550万人每天需供400万斤，市场每天供应260万斤，不足部分靠国民党占领时期储备的“应变米”补充。尔后国家组织调剂粮，将常州以西、芜湖以及皖北已收的早稻供应上海；40天后常州、嘉兴早稻接着供应上海；9、10月份从东北、华中、华东三个地区调上海1.2亿斤粮食，且1949年秋计划在常州、嘉兴一带集中的6—8亿斤大米随时应付上海之需。应该说从物质准备、运力调度等方面，做了万全估计。

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对群众的营养需求作了调查，他算了一笔细账：逐步做到每人每月供应大豆3斤，夏季蔬菜多的地方可以少一些；每人每天需蛋白70克，1斤粮食含蛋白45克，1斤大豆含蛋白20克，用大豆补充蛋白，1亿城市人口每年要30亿斤大豆；1958年以前年产大豆109亿斤，1961年产120亿斤，拿出30亿斤是可能的。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如每年用400万美元进口1000吨尼龙，可织成4000万双袜子；1双卖8块钱，国家可回笼几个亿，公私两利。把全国4000—5000万吨山珍海味高级副食品用于高级馆子，价钱卖贵点，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

当年通过算账，陈云认为宝钢需要200亿投资，5年平均每年40亿上下，“我们的财力物力是能够胜任的，是能够建设好的”，但如果建成几个甚至一年建成一个“显然是办不到的”，“如果要一年建成一个宝钢这样的大项目，那就占了我们一年多的全部基建投资的金额;如果同时要建成两个三个，非但所要建的大项目建不成，而且把其他的必需资金全部都挤光了也还不够”。宝钢定了以后，其他项目也根据具体情况，按照国力可能、根据轻重缓急逐个进行了调整，解决了大型基建项目“一拥而上”造成的困局，实现了先稳住阵地再前进的要求。

“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陈云把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体悟到了极致，毕生孜孜践行不止。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陈云同志从实践的切身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是一个充满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贡献。”

胡锦涛同志曾指出：“陈云同志善于调查研究，脚踏实地工作，反对虚夸浮躁、急功近利。他从不发表空泛的议论，每讲一个问题，必定经过深入调查和周密思考，算大账高瞻远瞩，算小账明察秋毫。”

今年4月10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简朴举行的纪念陈云同志逝世28周年活动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指出：“不久前，中央又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并在工作方案中引用了陈云同志‘十五字诀’中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九个大字”。“这说明，陈云同志的一贯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理解、认同和赞成，正在不断化作人们的实际行动。这对于陈云同志来说，同样不啻为最好的慰藉。”

2023.4.23

来源：《唯实研究》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