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较早地接触和认识了资本主义

1919年陈云进入商务印书馆时，那里已经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文化企业，其总部所在地的上海，更是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为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陈云从 14岁起便开始在那里生活、工作，得以较早地了解了十里洋场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及劳资矛盾。加之他被分配在发行所，而且是在柜台工作，得以从少年时代就熟练掌握了珠算技术，并学到许多商业知识。正是这一经历，为他后来从事党的特科工作时，用“开铺子做买卖”、边进行隐蔽斗争边给党赚取经费，提供了必要的经验；也为他后来成功领导陕甘宁边区、东北解放区乃至全国的财经工作，提出和坚持既要使用市场调节手段、允许个体工商业存在又要防止宏观失控等一系列正确主张，积累了最初的知识支撑。

陈云晚年常说：“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交易所有两重性。”“利用交易所，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人，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比如什么货缺，应该什么时候进什么货。”当陈云听到有人主张国库券允许到银行贴现时，立即表示反对，说旧社会银行有这种业务，这样搞，“等于把收回来的票子又放出去，增加货币流通量”。从上述这些话中，都不难看到他当年在商务印书馆那段经历的影子。

二、练就了不怕艰难困苦的坚强意志

陈云两岁丧父，四岁丧母，体质从小就弱。但他凭借顽强的意志，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战胜的困难，完成了一项又一项无比繁重艰巨的任务。这与他在商务印书馆的经历，也是不无关系的。

陈云小小年纪只身来到大上海的时候，身高还没有柜台高。老板看他太矮，一开始还不想收他。但他硬是站在小板凳上接待顾客，终于被留了下来。我听他讲过，为了锻炼意志力，他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起床，为了不影响同宿舍的工友，便到楼顶晒台练习写毛笔字，冬天天气太冷，就往手上和墨汁上哈气。他十分节俭自律，尽管学徒第一年每月薪金只有三元，第二年才加了两元，但仍能挤出钱来寄给养父。

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后来在青浦领导武装暴动，尽管失败，被敌人追捕，仍能坚持斗争；长征中，尽管有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不仅能走下来，还能胜任红五军团和中央纵队政委等工作；中途受党中央派遣，只身一人由四川折返上海，尽管逆敌军追兵而行，仍能胜利到达目的地；从 1962年北戴河会议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尽管长期遭受政治冷遇，仍能泰然处之，并且时刻关心和考虑天下大事，想方设法为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建言献策。所有这些，无不源于他在商务印书馆磨练出的坚韧不拔的意志。

三、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和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品格

陈云在履历中的学历一栏始终填写的是高小毕业，但只要了解他的生平事迹、阅读过他文选文集的人，无不为他高超的理论和文字水平所折服。这与他在革命中长期一贯地坚持结合实际自学，尤其是勤于和善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关，而他这种热爱学习的习惯，也是在商务印书馆那几年养成的。

商务印书馆不是学校，但却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文化教育出版单位，不仅出版教科书和词典，还出版学术著作和国外文学、科学译著；不仅设有总务处、发行所、印刷厂，还设有编译所；不仅职工多数拥有较高文化水平，还有不少知名学者，特别是有一批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像陈独秀、沈雁冰、董亦湘、杨贤江等早期的共产党人，都曾在那里工作过。而且，商务印书馆还很重视职工教育，不仅设有图书馆，还办了业余教授英文、图书分类等课程的“上海图书学校”。这样的文化氛围，对于求知欲、上进心都很强烈的陈云来说，自然再合适不过。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陈云同志要我设法请楼适夷先生来一下。我经过了解，得知楼先生正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于是派车把他接到陈云同志家里。原来，陈云同志是想请楼先生写一篇纪念应修人烈士诞辰 100周年的文章。他对我说，应修人、楼适夷等人在 20年代办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文化的上海通讯图书馆。他刚到商务印书馆时，比较多地是借阅馆内的少年丛书、章回小说和杂志，五卅运动前后，经同事介绍去了通讯图书馆，在那里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书籍，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陈云在与商务印书馆的知识分子、经营管理人员接触过程中，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营管理人员的才能、作用有了感性认识，逐渐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品格。他后来之所以一贯重视专家的意见，之所以在延安任中组部部长时提出要和国民党抢知识分子，在领导东北解放区时提出技术员、技师、工程师、专家是管理近代企业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在主持中财委工作时注意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工作，在领导公私合营时强调留用有真才实学、精明强干的资本家，在 20世纪 80年代建议提高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待遇等等，追根溯源，都可以追到他在商务印书馆的那段经历。

四、初步显露和锻炼了组织和领导才能

1925年的五卅惨案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自然成为这一运动的核心地区。商务印书馆广大低薪职工受到运动鼓舞，也酝酿筹建自己的工会。发行所的职工在全馆率先罢工，并一致推举陈云当发行所职工会的委员长。那年陈云刚满 20岁，由学徒升为店员也不过两三年，而发行所职工仅最初参加罢工的就有 400多人。为什么会偏偏选他做工会主要负责人呢？陈云后来在自传中说，这是因为他平时克勤克俭求上进、为人品行影响好，所以在青年店员中是“有信仰与号召力的人”。事实正是如此。记得 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在商务印书馆的工友孙诗圃、薛兆圣等人先后来京看望他。他们在私下和我聊天时，都谈到陈云那时很自律，很正派，很有头脑，很愿意帮助人，所以年纪虽小，在职工中的威信却很高。

陈云成为罢工积极分子和骨干后，很快显示出他善于团结群众、组织工作、把握方向的能力。据陈云当年的工友陈竹平回忆，陈云在发行所罢工前夕，组织了纠察队，让人将发行所大门及各部门办公室钥匙集中起来，将职工上下班记录卡拿走；罢工当天一早，又布置纠察队把守前后门，提前将饭厅布置成罢工大会会场，将油印的罢工宣言和对资方提出的条件发给每个到会的人，他还担任大会主席，成功主持了会议。所有事情，他办得都清清爽爽、有条不紊。随后，印刷所、总务处职工响应发行所罢工，成立了两所一处联合罢工执行委员会。在约 4000名职工参加的通过复工条件的集会上，陈云又担任了大会主席。当编译所职工也加入到罢工行列、全馆成立了统一的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陈云主要负责发行所职工的组织、宣传工作。他以“怀民”等笔名，在发行所职工会创办的《职工》等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等七八篇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那时已具备了分析阶级斗争问题的能力。

陈云由于身处基层工会的领导岗位，得以参加了随后举行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陪同过中共特委领导人周恩来、赵世炎等考察地形，出席过上海总工会召开的各工会负责人联席会，领导过南京路上先施、永安等四大百货公司的罢工，还代表上海总工会前往新龙华与北伐军接过头。所有这些活动，锻炼和增强了他的组织才能，也考验了他作为一个领导者应具有的素质，为他后来逐步走上越来越重要的领导岗位奠定了初步基础。如果用什么词汇形容那段经历在他革命生涯中的地位，我想，最恰当不过的恐怕就是“初露锋芒”和“小试牛刀”了。

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当过学徒、店员和从事过工人运动的经历，与他后来在党内的职位也有很大关系。他 27岁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43岁当选全国总工会主席，这段经历无疑都是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前夕提名他担任党的副主席时，也特别提到他的这个经历。毛泽东讲：“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五、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这也是最重要的方面

上海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祥地，商务印书馆是当年上海职工队伍最为庞大的机构之一，仅发行所就有 5000余人，印刷所也有三四千人，而且具有工人运动的传统，也比较早地有了共产党的组织。1916年，商务印书馆的中文排字工人就组织过工会性质的“集成同志社”，领导过罢工；1925年成立的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中的主力之一，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1921年底，商务印书馆便有了早期共产党人，1925年发展到五六十人。陈云自幼家境贫寒，家乡距离上海又近，很容易接受新思潮的影响；到商务印书馆后，身处这种革命氛围浓厚的环境，自然更会产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主义倾向；一旦接触马克思主义，很快被这一科学理论所征服。正因为如此，他在五卅运动中迅速接近并决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云在自传中说，入党时是经过考虑的。这种考虑，从他的自叙中看，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冲突服从谁？一是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哪个好？他写道：“做店员的人，有家庭负担的人，常常在每个重要关头，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有冲突时，要不止一次的在脑筋中思想上发生矛盾，必须赖于革命理论与思想去克服个人利益的思想。”“比如，当我在参加革命后资本家威胁我时，我想到吃饭问题会发生危害，但立即又想到：怕什么？手足健全的人到处去得，可以到黄埔军校，可以卖大饼油条，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没饭吃，归根结底只有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以后，才大家有饭吃。”他说这个话是有原因的。那时，他由于勤奋好学、业务熟练，提前一年就由学徒升为了店员，而且很是被发行所的主任和高级职员所看中。但罢工一起，他居然成了罢工领袖，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所以受到了他们的警告。他在自传中还说到，“当时入党时有个很重要的条件把三民主义看了，把列宁主义概论和马克思主义浅说都详细地看了，那时确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于我影响很大。”他写道：“入党以后，自己觉得今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这个人生观上的改革，对于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可见，他入党后之所以能对党和工人阶级的事业始终忠贞不二，对共产主义信仰始终坚定不移，与他入党时经过一番认真考虑是密切关联的。

20世纪 80年代初，有人议论“共产主义遥遥无期”，他对我说：“这个话是错误的，共产主义遥遥有期。”一字之差，清楚地反映了陈云非同寻常的政治定力和理论清醒。那时，有人还借口便于吸引外资，主张让共产党改名。他听到后又对我说：“党的名字表明了它的奋斗目标，改名字怎么能行！”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前，他针对当时一些人出国访问，看见外国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就认为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的议论，要我在为他准备的大会发言稿中加上“社会主义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后来，他在那次发言最后用高昂的语气说道：“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习近平在 2015年纪念陈云同志诞辰 11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指出：“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的精神。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陈云同志始终坚守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当我们了解了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参加革命和入党的过程，对这一评价便会理解得更加深刻。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陈云从商务印书馆一名普通学徒，最终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生动而深刻地诠释了这一真理。回顾他在商务印书馆的革命实践活动，要领悟和学习他严于律己、认真负责、团结同志、刻苦自学、追求真理、敢于斗争的精神，像他那样端正品行、磨练意志、坚持学习、努力工作；作为共产党员，要像他那样端正入党动机，不忘初心，纯洁党性、坚守信仰、献身革命。我想，这应当是对陈云最好的纪念。

作者：朱佳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
转自：《党的文献》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