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

最近收到兰州红西路军研究会的来信，说他们为纪念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70周年，正在编辑一本纪念文集，看到我过去发表的几篇回忆陈云同志的文章中涉及西路军问题，希望能将这方面内容抽出来合在一起，放到纪念文集里。我考虑，西路军的事迹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西路军2万多牺牲将士的英魂更是需要后人给予更多抚慰的。因此，尽管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已把我所知道的事情说完了，但还是很愿意满足西路军研究会的要求，为这本文集再写一篇文章。

可以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陈云同志与西路军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上世纪30年代，陈云同志曾作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团团长，由莫斯科去新疆接迎西路军余部，并同他们在那里共同生活了半年时间。以后，在上世纪80年代，他又直接参与了弄清西路军历史问题的工作，为西路军恢复名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那几年担任他的秘书，亲耳听到他有关西路军问题的精辟论述，亲眼见证了他为弄清西路军问题所做的大量工作，使我不仅为他真挚深厚的无产阶级情义所感动，而且受到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 

长期以来，西路军一直被说成是张国焘路线的产物，西路军的失败也一直被说成是张国焘路线的破产，使许多参加过西路军的同志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也使两万牺牲的西路军将士的英灵蒙上了一层阴影。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许多冤假错案陆续得到平反。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西路军的问题也很自然地被提了出来。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关于西路军的问题，是在1981年11月李先念同志来看望陈云同志时。在那次谈话中，陈云同志明确地说：西路军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过了三个月，在1982年2月的一天，李先念到陈云住所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留下来和陈云同志单独谈话，又提到西路军问题。先念同志说：小平同志去年批给他看了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对这个问题，四方面军许多老同志都很关心。陈云同志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在谈话中，陈云同志还建议先念同志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送给他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央为打通国际路线而制定的关于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后，以两个方面军乘冰期过河占领宁夏的“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是1936年8月；而西路军则是同年11月宁夏战役计划中止后，才经中央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和第9军、30军，及红一方面军第5军等已经过河的部队组成的。因此，陈云同志在上述谈话中说西路军是根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西路军过河是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是说“宁夏战役计划”制定前或制定时就有了“西路军”的称谓，而是就西路军的组成与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之间的联系而言的，是为了表述的方便。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陈云同志说过：“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这里显然也不是说“西路军”的称谓在中央红军过草地之前就有了，而是说，在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之所以会派出一支部队西渡黄河，归根结底来源于1935年6月16日中央长征途中提出的“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以及同年8月5日提出的“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以接近苏联和外蒙古，“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的战略构想。

关于当年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接迎西路军的事，我曾听陈云同志讲过多次。陈云同志说，早在红军部队开始按照“宁夏战役计划”西渡黄河时，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决定组织一个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回国迎接这支部队。他是代表团团长，滕代远是副团长，成员中有段子俊（负责电台）、李春田（负责译电）、冯铉（负责翻译）。代表团组成后，还就援助红军武器装备的问题，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进行过会谈，得到了对方的积极回应。但由于国内战况发生变化，尾随而来的国民党追击部队切断了红军过河部队与红军河东主力的联系，“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随后，共产国际援助物资的接应地从宁夏改为了新疆，由过河部队组成的西路军也因此改向新疆方向前进。为了接迎西路军，他率领代表团于1936年12月上旬由莫斯科出发，前往靠近新疆的苏中边境口岸。到后，他们住在霍尔果斯苏军一个营长家里，亲眼看见了已经运到那里的准备援助红军的200门炮和其他武器装备。但紧接着发生了西安事变，共产国际要他们原地等候指示。原来，当时苏联领导人出于自身反法西斯战略的需要，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认为扣蒋是日本人和国民党内亲日派相互勾结，通过张学良搞的鬼，并由此引发对中国共产党与张搞统一战线的不满，表示已经送到苏中边界的武器装备不再给中国红军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哭了一场。因为，那时西路军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向新疆走，如果苏联方面改变当初的承诺，这支部队千辛万苦到新疆就失去了意义，更不要说会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领导人才改变了态度，表示援助中国红军的武器装备还是要给，让西路军继续西进。但是，这个变化以及其他从战略全局出发引起的指挥变动，使西路军忽停忽走，贻误了战机，终于被敌人众兵包围，酿成了失败的悲剧。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亲身经历，陈云同志才会十分肯定地说，西路军过黄河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战略的具体步骤，过黄河以后的行动也是受中央指挥的；才会作出“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不能说是张国焘路线的产物”、“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的论断。

至于“宁夏战役计划”中止后，共产国际援助物资的接应地为什么会由宁夏改为新疆；西路军余部到过新疆后，为什么能够留在那里进行休整和学习现代化的军事技术，这些问题，从陈云同志对我说过的一段话里也可以找到答案。1984年，当初在新疆工作的一位老同志来信，问陈云应当如何评价我党对新疆当时的统治者盛世才的统战工作。陈云同志看过信后对我说：“盛世才是个军阀，有很大的野心。他与苏联和我党建立联系，是想借助苏联和我党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而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那段边界的平安。我们是想扩大统一战线，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的物资运送与人员往来的通道。”从陈云同志的这个分析里我们可以知道，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当时之所以准备将援助红军的物资放到新疆，盛世才之所以先答应这批物资可以从新疆过境送到甘肃西部的安西，后又答应西路军余部可以退入新疆，并允许他们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学习使用机械化装备，包括驾驶坦克、飞机，原因都在于盛在军事装备、部队训练等方面有求于苏联。而陈云同志当年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迫使盛世才不得不接受我们党有关西路军休整和学习、训练的一个又一个要求，从而圆满完成了共产国际和党中央交给他的接迎西路军的艰巨任务。

1983年初，李先念同志把通过中央有关部门收集的当年有关西路军问题的29份历史电报送给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一份一份仔细看过后，要我给李先念办公室回了个电话，说：“送来的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于是，李先念同志就这批电报给陈云同志正式写了一封信。1983年3月8日，陈云同志给李先念同志亲笔回信，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随后，李先念同志把陈云同志的信、自己的说明和附件一并送给了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于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至此，这一牵涉2万多红军将士政治名誉的重大历史问题，终于有了客观公正的结论，陈云同志也就此了却了一桩积压多年的心事。

陈云同志对冤假错案和蒙冤受屈的同志一向敢于仗义执言，这绝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党的原则基础之上的，是阶级感情、历史责任感、政治原则性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高度统一。党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同志在提议陈云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候选人时，曾对他作过一个评价。毛泽东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陈云同志为恢复西路军历史问题本来面貌的努力，再一次证明毛泽东同志对他的评价是非常中肯非常准确的。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文章来源：本文刊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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