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上述主张虽然和后来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有所区别，但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所说：它对于摆脱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的传统观念、形成新的认识，“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又指出：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率先批判过去计划工作中存在的弊端，“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胡锦涛同志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也说：陈云同志“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还不行，还必须有市场调节。他的这个重要认识，对我们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有意识地发挥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支持探索符合实际、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 

 

20世纪80年代，陈云经过长期思考，将搞活经济与计划指导比喻成“鸟与笼子”的关系。他说：“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把这个比喻中所说的“笼子”歪曲为真的像鸟笼那样狭小，并据此把陈云的经济思想污蔑为“鸟笼经济学”。其实，只要稍懂经济学常识和稍动脑筋思考的人都会明白，这个比喻恰恰形象地道出了经济学中微观与宏观关系的真谛。尤其在这个比喻中，陈云特别强调了“笼子”可大可小，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可以跨国跨洲，作为“笼子”的五年计划本身也要经常调整。这就不仅揭示了微观搞活与宏观控制的关系，而且大大发展了他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为人们进一步思考市场和政府在搞活经济中的各自作用，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资源短缺、法律不健全、利率调节受制约的年代，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只能是计划。因此，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说到底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陈云在这个比喻中所讲的“笼子”，指的虽然是计划，但道出的却是政府在发挥市场机制中应起的作用。正如陈云后来所说：“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 可见，这个比喻与人们后来强调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等等观点，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很多外国人搞不明白，世界上有那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实行市场经济，为什么唯独中国发展得最快最稳。其实，这个问题并不神秘，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是有宏观控制的，是和政府作用相结合的，总而言之，是有“笼子”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难题。”不难看出，陈云关于“鸟与笼子”的比喻，正是破解这道经济学上世界难题过程中作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第二，在改革开放的方法问题上，倡导先行试点，“摸着石头过河”。

 

任何事情要成功，不仅要有满腔热情的态度、坚忍不拔的意志，还要有适当稳妥的方法。对于改革开放，陈云一方面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另一方面如同在经济建设上主张稳中求进一样，总是不断提醒大家：“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 

 

比如，对待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陈云一方面高度赞扬这个改革，指出：“现在搞得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它的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改造。”“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社会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 他还说：政企职责分开很有必要，这样“可以给企业比过去大得多的自主权”。但他又强调：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必须坚持几个前提：一是“定额应该是平均先进定额”；二是“质量只能提高，不能降低”；三是“单位成本只能降，不能提高” ；四是要“统筹全局，要算一算，一年增加多少收入，并从全局来合理分配。” 

 

再如，对待试办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的问题。陈云一方面肯定特区要办，赞成增加开放沿海城市，但另一方面指出：“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例如：人民币与外币同时流通，对人民币不利，会打击人民币。”“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他提醒有关领导，沿海城市开放后，来料加工产品要有一定比例的内销，但“自己必须发展而且正在发展的东西，不要被外面进口的挤掉了。”“要使自己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进步，达到先进的水平，这还是应当提倡的。” 

 

再如，对待外资外经外贸的问题。陈云一方面积极支持借外债，说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针对一些地方进口国外二手设备不划算的问题，他还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即“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赞成利用有利时机到国外投资办厂，从而成为“走出去”战略的先声。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因为，第一，外债绝大多数不是自由外汇，而是卖方贷款，国内需要资金配套，涉及财政平衡；第二，自由外汇利息高达15%，借多了还不起；第三，现在国际信贷是买方市场，国际关系除非有大的变化，否则这种有利条件不会失去。他针对外贸体制改革初期，一些工业企业和地方为争夺外贸自主权，不计成本、削价竞销、外方得利的现象指出：外贸改革的最终目的是给国家增加外汇，如果适得其反，可以考虑“走两年老路，略加改良”，看看哪种办法更好。在外贸部门的报告上他批示：“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坚持统一对外，这是外贸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 

 

陈云之所以对改革开放的方法采取这种审慎态度，与他对经济工作的一贯指导思想，即不怕慢，就怕站，如果“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是一致的。他说过：“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我们应该探索“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在回答为什么改革必须经过试点的问题时他明确表示：“因为试点而使改革的进度慢了，与为了加快改革的进度而不经过试点，以致改得不好，还要回过头来重新改，这两种损失相比，前一种比后一种要小些。”他认为，城市改革的步子之所以要稳，重要原因在于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复杂，大多数干部对此缺少经验。他说：“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他又说：“这次体制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不很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如果用五年实践能够做好改革这件事，那就很好了。”

 

改革开放的实践说明，凡事按照先试点、再推广、“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进行，成功率就高、负作用就少，反之，则挫折多、损失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工作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习总书记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他还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方法。实践中，对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就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先行试点，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取得经验、看得很准了再推开······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他的这些论述是对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陈云关于改革开放应当稳步前进主张的充分肯定。 

 

第三，在改革开放的方向问题上，强调不能放松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败坏党的作风，损害人民的利益。

 

改革开放究竟有没有方向？对这个问题，很长时间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他强调：“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 

 

自从改革开放之始，陈云就十分重视改革的方向问题。他主要强调了以下三点：

 

一是强调共产党员在改革开放中要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早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就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他说：“我们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不可改变的法则。”在发言结束时他还充满信心地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198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大会发言中强调：“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这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才使党始终有战斗力，使革命取得了成功。社会主义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 

 

在随后召开的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他再次指出：“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如果我们各级党委，我们的党员特别是老干部，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高度的警惕，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那么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并不可怕。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种议论，说共产主义遥遥无期，今后只讲社会主义就行了，不必再讲共产主义，甚至提出共产党的名字也应当改。陈云听到后明确表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引用了他的这句话，并指出：“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的精神。” 

 

二是强调在改革开放中要始终加强党风建设，严格党的纪律，惩治以权谋私，打击经济犯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陈云就作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强调：“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过了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他再次指出：“抓党风的好转，仍是全党的一件大事。这些年来，中央抓了党风问题。但是，要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任务还非常重。现在确有不少党员、党员干部，特别是个别老党员、老干部，不能坚持原则，遇到歪风，跟着干。”他认为，“一切向钱看”是对党风和社会风气起严重腐蚀作用的资本主义思想。他说：“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个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私谋利，成为特殊人物。”他要求对于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凡是熟视无睹、听之任之的，“除了要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 

 

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刮起一股歪风，指责党的纪律束缚了干部的手脚，不利于改革开放。陈云听说后，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对于一些党员干部钻改革空子、以权谋私的行为，陈云更是深恶痛绝。他说：“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1982年初，他看到中纪委信访简报，反映南方沿海省份不法之徒内外勾结，大搞走私活动，涉及不少党员干部，群众意见很大，当即批转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出：“对于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看后加了八个大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 

 

针对1985年少数党员、党员干部，特别是个别老党员、老干部不能与社会上的歪风作斗争，相反遇到歪风跟着干的现象，陈云又指出：“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仅据十几个省市的调查，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一下子就办起了两万多个这样那样的公司。其中相当一部分，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钻改革的空子，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谋财害命。”他指示各级纪委：“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 

 

三是强调改革绝不能以损害民生为代价。

 

陈云历来主张，“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无论对基本建设还是经济改革，陈云都有一条底线，就是不要破坏物价水平的总体稳定，不要损害民生，不要引发社会动荡。1980年，由于用增发票子的办法大搞基本建设，致使通货膨胀，许多商品涨价，严重影响人民生活。陈云指出：“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 

 

对于价格改革，陈云同样坚持这条原则。他认为，减少各种不合理的补贴，使价格尽可能反映价值是对的；但制定价格改革方案时一定要想到低收入群众的承受能力和弱势产业的发展，权衡经济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利弊得失。1981年，他审阅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建议把其中讲“物价与价值要一致” 的话删去，说：“这个话写上去，会引起调高价格的猜测，弄得人心不安。价格与价值应当符合，但是现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能不背离。”如果马克思活到现在，“他也会赞成保持一种合理补贴的社会主义，即小的方面不合理，大的方面仍然是合理的。” 

 

1988年，党中央酝酿更大幅度的价格和工资改革，总体思路是在5年时间里，每年价格上涨10%，人均收入增加11%-14%，以期初步理顺价格关系。陈云对此明确表示不赞成，他对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说：“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听不进去这个话，坚持认为“物价这一关非过不可”。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的改革方案一经公布，果然引起居民恐慌，出现全国性抢购和提款风潮，物价指数猛涨百分之二十多，迫使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进行解释，表示银行将开办保值储蓄。然而这一切都晚了，事情已经闹大，一定程度上成为随之而来的“八九”政治风波的起因之一。风波过后，陈云同刚刚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谈话，再次指出：“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暗补、明补，都是补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是实行补贴的。当然，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某些企业的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的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可见，陈云关于改革不能以牺牲民生为代价的思想，同样是经受住了实践反复检验的真理，同样应当坚持坚持再坚持。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40年里，有的社会主义大国解体了，有的发展中大国战乱了，但中国无论作为社会主义大国还是发展中大国，始终岿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不仅经济飞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而且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其中原因固然在于实行了改革开放，但同时也是因为正确解决了改革开放核心、方法、方向等问题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在改革开放的核心、方法、方向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更加成熟的方针和措施，从而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我们今天研讨陈云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就要更加深入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多更有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的智力支持。 

 

来源：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