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档案报记者 崔珍珍
　　

　　
  全国政协委员朱佳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曾长期从事党的文献和党史、国史研究，与档案工作有着深厚渊源。3月5日下午，正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朱佳木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在近一小时的访谈中，他表示希望档案部门在严格执行有关规章制度、加强档案保管工作的前提下，进一步简化利用审批手续、提高对外服务效率，并从机制上引导档案工作人员更加熟悉自身业务；同时，档案工作人员也要用更多的精力熟悉本领域的档案，在需要时能准确、迅速地找出有关档案，以便更好地为利用者服务。他认为，档案工作为利用者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　　
   朱佳木说，现在查阅和利用档案的手续还是过于繁琐，从提档到最后批准利用的周期太长；特别是档案部门要求查阅者先提供档案的名称，往往使查阅者很为难。为什么过去查档不用提供名称而现在却需要呢？这可能与现在使用电脑管理有关，档案都已输入电脑，只有提供名称才好在电脑中检索。如果查阅者讲不出名称，档案保管者又不熟悉档案，那就无法根据查阅者提供的大概范围和线索去找档案了。过去虽然没有电脑，但很多老档案工作者对档案十分熟悉，所以能很快根据查阅者提供的范围和线索找出档案。可见，现在有了电脑，并不等于工作效率自然会提高，只有“电脑加人脑”，就是加上档案工作者对档案的熟悉，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档案利用和对外服务。他说他看过一个材料，讲日本的档案工作者对自己的档案普遍比较熟悉，而且非常欢迎有人去查阅，看到有人来感到由衷高兴，只要查阅者稍微提示一下，便会迅速通过电脑找出相关档案。　　
   如何才能做到熟悉档案呢？对于本报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朱佳木是这样回答的。他说：首先，档案部门要鼓励和引导档案人员钻研本职工作的业务，在评职称时应该评他们对档案的熟悉程度和服务水平的高低，而不是评他们写了多少论文；即使评论文，也要评他们为辨认档案真伪、作者、产生时间等问题而写的论文，不要去评与档案业务无关的论文。这是一个“指挥棒”，如果指偏了，就会妨碍档案工作者对自身业务的钻研。档案工作者除了要下功夫熟悉自己保管的档案外，还应当花时间多看与这些档案有关的党史、国史书籍，以便了解档案产生的背景和档案的价值，这也是提高对档案熟悉程度的重要途径。　
   关于如何做好档案保管工作的问题，朱佳木说，档案保管是档案工作的基础，保管不好，把档案丢失了损坏了，其他一切就都谈不上了。但是，档案保管并不仅仅是把档案锁在保险柜里，而应包括对档案的研究，设法搞清楚每一件档案的来龙去脉，把其中的“死档案”变活。他以陈云同志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手稿辨认过程亲历者的身份举例说，正是由于当年中央档案馆将这份没有标明时间、作者的档案拿给陈云同志辨认，才弄清楚它原来是陈云同志在长征路上为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而写的；它后来之所以被带到延安，也是因为陈云同志在被中央派回上海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之前，将它同其他文件一起留给中央纵队的结果。由于弄清楚了这份档案的来龙去脉，这才解决了党史上的一系列重大疑难问题。如果这份档案只是放在保险柜里，不去千方百计弄清它的产生过程，那它只能是“死档案”，它的价值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　
   朱佳木接着说，档案保管工作当然也包括档案的保密。任何国家任何政党都有需要保密的档案。尤其是当前仍然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既合作又斗争的时代，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仍然没有放弃西化、分化的图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权仍然在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档案的保密工作更要慎之又慎。档案部门应当加紧档案密级的鉴定和甄别，防止没有解密的档案泄密，维护好党的利益和国家的政治安全。　
   朱佳木最后对本报记者说，档案工作不仅对党史国史研究极其重要，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越要加强档案工作。反过来说，档案工作做得越好，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越有利。他以德国重视建筑档案为例，说明档案工作与经济建设的密切关系。他说德国人很注意对建筑物档案的保存和利用，前些年青岛市某个有上百年的大楼就接到了从德国寄来的邮件，通报那座大楼是哪年建的，已到了要大修的时间。可见，档案工作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确实非常密切。现在，我们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档案工作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就连个别经济实力很强的村庄都建起了自己的档案馆，这无疑是一种现代化的表现。我们要大力宣传档案工作的重要意义，档案工作者也应不断提高对自身职业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以使档案工作更好地为利用者服务，为党史国史研究服务，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