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阳第13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9年6月3日） 

陈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七十余年一直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工作。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所作出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巨大深远的，尤其在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有独到的建树，功勋卓著、永标史册。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丰富经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讲话中，要求我们学习陈云同志的五大精神，即：坚守信仰的精神，党性坚强的精神，一心为民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刻苦学习的精神。这为我们学习继承陈云精神指明了方向。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重温陈云同志光辉历程，我还深刻体悟到陈云同志具有鲜明的处世稳重的高尚品格，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的。 

陈云同志历经了我们党革命、建设、改革三大历史时期，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艰辛探索、不懈奋斗，走过了坎坎坷坷的道路，历经了风风雨雨的洗炼。有时当左的倾向占上风，有人指责陈云右了；而当右的倾向抬头，又有人指责陈云左了。其实，陈云既不左又不右，陈云还是那个实事求是、稳重老练的陈云，每临大事有静气，始终遇险不畏、逢难不怕、处变不惊、稳如泰山。每当受到赞赏和支持时，他依然心细如发、兢兢业业、不事张扬、踏踏实实工作；而被误解被冷落时，也仍然心静如水、埋头苦干、不争辩、不泄气。最后当实践证明他的意见对时，他也不说“我早就料到了”，而是泰然处之。“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毛主席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国有难事问陈云。”历史证明、全党公认，陈云是“化解矛盾的高手，破解难题的大师，革命航船的稳定器”。

陈云处世稳重，并不是右倾保守而是高度的清醒自信。新中国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许多工作和建设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从头做起。作为党的核心领导成员，陈云参与了毛主席、党中央重大决策的全过程，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作为经济战线的主要领导者、一线指挥员，他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决策，为构建新中国经济体系贡献了毕生心血。这个过程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要和敌对势力斗智斗勇，要克服经验不足和本领恐慌，还要面对无端指责，消除误会，说服不同意见的人。比如，有的用打仗的办法搞经济，有的急于改变一穷二白面貌搞冒进，有的过分相信人们刚刚获得解放而焕发的革命热情忽视客观实际情况，甚至提出“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样不切实际的口号。面对汹涌澎湃的大潮，陈云头脑非常清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明确指出：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能凭主观愿望工作；要看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底子很薄、生产力落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情，必须“建立统一的财政”“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生活要逐步改善，先吃饱再吃好；建设要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陈云同志特别重视数字，重视算帐，调研、听汇报，先是要求“把数字报来”“好好算算帐”，说“我是算帐派”。正是在陈云同志这种保持清醒头脑、坚定高度自信的引导和影响下，财经战线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从实践到理论，从组织到制度，从宏观到微观，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规划，把中国特色的经济工作体系全面系统地建立起来了。人们由此得出结论：陈云思考问题深思熟虑，全面周到，细致深刻，看得准把得稳行得正，既有胆又有神。他不是保守派，而是真正的革命者、开拓者、建设者。

陈云处世稳重，并不是不要速度，更不是停止不前，而是要稳中求进，行稳致远。快和慢要辩证地看。陈云同志说：“有些问题，没有把握宁可慢些，多考虑一下，这样做的缺点是慢，但如果做错了，就是失，慢比失好。”我们经济建设中有过几次“马鞍型”，就是因为太急了，结果欲速不达，不得不进行调整整顿，有时不得不退回去重来。陈云讲：“前进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型。”“一件工作的改革，要先进行实验，不能一下就铺开来搞。搞实验要敢想、敢说、敢做，但在具体做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要把实验和推广分开，推广必须是成熟的东西，未成熟之前不能大干。”快和慢要视实际情况决定。比如，1949年11月，他针对全国出现的物价涨风，起草了对物价问题“采取紧急措施”给各地财委的指示电报，并致信周总理，请示是否需要交毛主席批阅。周总理次日零晨批示：“如毛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毛主席收到立即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而1962年2月，一机部要求冶金部安排氮肥厂大型高压容器特殊钢带生产，他却在报告上批示：“必须先试而后行，未经国家鉴定不得制造”，“一切新倡议应该注意鼓励，但同时又必须十分慎重，没有把握绝不行动”。陈云说：“国民经济要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后来有人说，这好比自行车原理，停下来车子要倒，太快了连人连车都要摔，按照合适的速度行驶，才能既轻松又安全。 

陈云处世稳重，并不是顾虑怕事，而是一种历史担当。1976年9月下旬一天晚上，王震驱车赶到陈云家里，开门见山地说：“是叶帅委托我来的，找你就是商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毛主席生前多次说过，要解决‘四人帮’。现在‘四人帮’很猖狂，如果听任他们这样搞下去，他们就会篡党夺权，到那时候，不光是我们这些老家伙会人头落地，全国人民也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可是‘四人帮’都是政治局委员，江青还有一个毛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他们的爪牙遍布中央一些要害部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他们的拥护者。要解决‘四人帮’总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办法，特来征求你的意见。”陈云表示完全赞成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又提出抓“四人帮”一定要符合党法，容他再考虑几天。王震赞成他的慎重的态度，表示过几天再来。陈云把十届中委名单找出来，对每一个中委、候补中委的情况进行了反复分析，把握不准的，就派可靠的人迅速了解，凡认定是“四人帮”的人，就用红笔圈起来。圈来圈去，陈云发现“四人帮”的人或倾向于“四人帮”的人在十届中委中占有很大比例，如果通过开中央全会解决，未必有十分把握，搞得不好还可能适得其反。过了几天，王震又来陈云家，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进一步商量。陈云说了自己研究十届中委名单得出的结论，并提出必要的条件是必须有华国锋的支持。华国锋是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是党中央实际的“一把手”，由华国锋亲自作出决策，就合乎党法了，解决“四人帮”也就顺理成章了。陈云请王震将自己这个意见转告叶帅。叶帅听后，从心里赞成陈云的意见，并作为解决“四人帮”的基本方案与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反复商量。回想起来，这个方案最为稳妥，既顺利地解决了“四人帮”问题，又合乎党法，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在不发生巨大社会震动的前提下实现了一次重大转折。

陈云处世稳重，并不只是个人性格使然，而是纯洁坚强党性的体现。陈云做人做事的底气很足，因为彻底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坚持“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他说：“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出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毛主席曾经评论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陈云同志懂得比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陈云同志提倡讲真话，注意听反面的话。他说：“只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如果没有人讲，自己还可以设想几个对立面，这样把各方面意见放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就容易得出正确结论。他有一句名言“交换，比较，反复”，把唯物辩证法用活了，是最管用的方法论。 

陈云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维护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在毛主席活着的时候，他从内心尊重并全力支持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毛主席逝世后，在确立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陈云同志立场坚定、沉着冷静、智慧超人。1981年他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先后同邓小平同志，同起草组的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多次谈话，极富远见地提出增加回顾建国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把毛泽东在建党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他强调指出：“毛泽东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我们党培养了一代人。他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制定了我党抗日战争时期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写了许多重要著作，我们党里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他在延安整风时期提倡学习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作用。他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陈云一再提出：“要在党内干部和青年中，提倡学哲学、学历史，现在就抓，一直抓下去。”这一切充分说明，陈云同志是一位讲党性、讲大局，具有历史眼光、战略思维的优秀共产党人，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他处世稳重的高尚品格是有着深厚的政治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历史基础和家国情怀的。 

我们现在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梦想，会遇到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尤其需要坚定立场、清醒头脑、战略定力、稳中求进，不犯颠覆性的错误。在这种形势下学习陈云同志处世稳重的高尚品格，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者系国史学会副会长、国防大学原副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