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华民族“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陈云是这代中国共产党人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陈云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为实现党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作出重大贡献

 

1976年至1978年，中国经历了重大历史转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凝聚全党力量，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陈云以他在党内无可替代的位置和崇高威望，以坚定、稳健、深刻、善谋的政治智慧，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为党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陈云在1950年10月任弼时病逝后，即递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1956年党的八大形成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六人组成的常委会，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

 

1976年，“四人帮”乘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逝之机，加紧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中央高层政治斗争及其尖锐复杂。当时党的八大形成的中央常委会，只有邓小平和陈云健在，而邓小平还没有解除管制。时任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在酝酿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多次通过王震找陈云商量，直至请陈云到西上住所面谈。陈云态度明朗，坚定支持中央政治局解决“四人帮”问题，并积极谋划良策。陈云的态度，对党中央下决心粉碎“四人帮”有着重要和独特的作用。

 

“四人帮”被打倒，为党与人民“打开了新的眼界”，“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新的活力”；中国“从山重水复疑无路”，进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站到了伟大历史转折的起点。但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不足，党的十一大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致使党和国家工作出现徘徊局面。

 

党的领袖是全党的核心、统帅、主心骨、掌舵人。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不足以引导全党在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回应时代迫切需要，解决时代重大问题，直面现实突出矛盾。叶剑英、李先念多次提出，希望邓小平尽早复出工作，但孤掌难鸣，尚需党内力量配合。这是一个党内生活中的重大政治问题，没有相当的党内地位和权威，既使勇于谏言，未必能够发生客观效果。

 

陈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相约王震、萧劲光等老同志，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呼吁邓小平复出。陈云准备了书面发言，率先在会上郑重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的建议。陈云的发言在党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有力配合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意见。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的复出，为党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徘徊局面的出现和持续，有深刻的思想原因。1958年以来，随着党内政治生活受损，一些同志逐步失去工作创造性，不愿开动脑筋，唯上、唯本办事，党内思想僵化状态已有积淀。“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四人帮”制造迷信，大搞禁区，严重禁锢人们的思想，许多“左”的条条框框已在相当党员干部思想中固化，成为不能逾越的雷池；加上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加重了党内僵化和半僵化的思想状态。不除去思想禁锢，改变思想僵化状态，党内的智慧和创造性就发挥不出来，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复出后，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高度评价和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陈云与老一辈革命家积极配合邓小平，坚定支持真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由这场大讨论而引发的全国性的、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碎了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和识别能力，为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历史转变关头，执政党必须最大限度赢得民心、党心、军心，要创造这种政治局面，就要敢于直面问题，纠正党曾犯过的错误。陈云积极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积极为平反冤假错案向中央建言。围绕十大党章修改，陈云提出，要保障党员民主权力；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要认真发扬毛主席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作风；有了由高度民主而来的高度集中，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才能出现。陈云的意见有的放矢，直指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症结，对推进历史性转变中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934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陈云就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长期高层领导工作的磨砺，使他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看问题准，处事稳健务实，思维灵活辩证。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陈云虽然不再参加中央决策，但始终关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密切注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动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思想有丰厚积累。20世纪70年代，陈云复出协助周恩来抓外贸，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一系列主张和行动深得党心、民心。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几个小组要求在十届三中全会把陈云选进中央领导核心；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所有小组都提出把陈云选入中央政治局；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在中央会议上也多次提过。可有人以“毛主席讲过，陈云一贯右倾，不能重用”为借口，使陈云末被接受。

 

陈云对个人荣辱、名利看的很淡，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彻底结束徘徊，打开党和国家工作新局面，他深思谋略，在寻找突破的机会。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以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胆识提出，要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解决好历史遗留的若干重大问题。陈云的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积极响应，为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起到重要作用。

 

陈云对当时的经济问题也作了深刻思考。12月10日，他在东北组再次发言，谈了对经济工作的五点意见，涉及农业、工业引进、财政、基建规模等方面；较早提出“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旅游收入实际是‘风景出口’”的观点。陈云的发言点重当时经济工作的症结，为1979年展开的国民经济调整埋下伏笔。

 

在邓小平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此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陈云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

 

二、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作出突出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拨乱反正，总结社会主义经验、特别是反思“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破除阻碍国家发展的思想和体制机制的实践中开创的。这是一个艰辛探索、有破有立，充满创造活力的历史进程。

 

在全党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情况日益显露。具有丰富领导经济工作经验的陈云意识到，没有稳固、健康的经济基础，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可能顺利展开。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给中央写信，提出要用二三年时间，把各方面比例失调情况调整过来。这封信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提出了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明确“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中央接受陈云、李先念的建议，确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担任主任，主持国民经济调整。

调整工作极其不易。从中央到地方，思想都不统一，基本建设波澜起伏，按下葫芦起了瓢，规模控制不住， 1979和1980年的调整任务没有完成。在邓小平支持下，1980年11月28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会议上严厉指出：基本建设要搞“铁公鸡”，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历史上有人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再机会主义一次。三年不搞，一毛不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不起推迟三年。”在陈云坚定的态度下，1981年基本建设投资削减40%，22项引进工程大部分停建缓建，经济的硬着陆赢得调整任务的完成。这次国民经济调整，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即明显改善了因前期经济工作方针上的错误而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困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腾飞夯实基础，也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1983年，我国提前两年实现了“六五”计划目标。

 

这次国民经济调整更深层次的思想意义在于，开启了全党转变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进程。党内许多同志有强烈的使命感，干劲大，热情高，期盼通过顽强拼搏，尽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但在理性深层存在误区：一是认为共产党员在经济建设上只能进，不能退，退是政治错误。二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领导经济建设的意识弱。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党屡次在经济工作上犯“左”的错误。在调整中，陈云一方面凭借自已在党内的威望和党内同志们对他经济工作经验的依重，严厉作出硬性规定；另一方面注意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一系列符合国情、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对国家经济工作具有长久启示作用的思想观点，努力在思想观念上校正党内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偏见。

 

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方面，陈云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方面，陈云强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不要盲目同西方发达国家及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攀比，不要再作超英赶美等不切实际的预言。强调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要探索在不折腾的情况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强调实现四化要立足现有基础，着重点应放在国内现有企业挖潜、革新、改造上；要在现有工业基础上引进新技术，或填平补齐，或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扩大生产能力。强调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要有余力进行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

 

在国民经济调整接近尾声之际，全党对经济建设如何搞已有了新思路，集中体现于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十条经济建设方针。这十条方针具体展现了新时期国民经济调整方略，是党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发展观念，探索出的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是全党在经济工作的拨乱反正中，纠正“左”的方针，确立符合国情、符合经济规律科学发展观念的开端。

 

党的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行动纲领，拟订了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会后陈云不再分管经济工作，但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公认有着资深领导经济工作能力和丰富经验的领导人，在引导全党实现十二大确定的经济战略目标中，仍发挥着具有全局影响的作用。

 

第一，从国情出发，不断强化全党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意识，牢固确立大粮食观点。针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后，出现的忽视粮食种植倾向，陈云在党内重要会议或批示中多次强调：“稳定粮田在大粮食观点中，仍是一个要点”。“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无农不稳”，“无粮则乱”。陈云的不断警示，对党内干部确立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基本理念有着重要帮助；对引导群众不受眼前困扰，正确把握生产活动方向，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也有极大裨益。

 

第二，继续引导全党努力探索速度、效益和质量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摒弃盲目扩大基建规模的老办法。围绕六五计划实施陈云突出强调三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强调加强现有企业技术改造，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二是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提醒全党在对外引进中，避免盲目和依赖，不能丧失自主发展能力；对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技术，要组织力量集中攻关。明确指示核电工业要走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路子；明确指示电子工业部，要像当年搞原子弹、氢弹那样集中力量，对世界上出现的以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进行研发，并抓好推广和应用。三是高度重视国家基础教育和关注现代化建设人力资源的爱护，呼吁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重视中小学基础教育。

 

第三，积极倡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全面进步。陈云较早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思想，并把党的作风建设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扭转社会风气整合思考，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在文化建设方面，1981年4月陈云率先提出整理古籍的建议；9月陈云的意见作为《中共中央关于整理古籍的指示》下发，对恢复“文化大革命”终断了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事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陈云预见的早，强调治理环境、保护环境，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国策。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要反复督促检查，层层落实责任；要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像植树造林、治理江河、水力资源、治理污染、人口计划等等，都必须有百年或几十年的计划”。

 

陈云坚定支持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在对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突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云是党内完整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模式构想的第一人。他早在党的八大上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模式构想，在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阶段“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以陈云1979年撰写的《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的思想观点为基础形成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针，写进了党的十二大报告，成为全党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目标模式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性标志，对当时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针对经济体制改革起步后，出现的盲目摆脱国家计划的新情况，陈云用“鸟”和“笼子”的关系深刻阐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搞活微观的辩证关系，明确“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形象揭示了现代经济发展规律中微观运行与宏观控制关系的真谛。

 

陈云坚定“支持和推动农村和城市改革”，并对改革实践提出战略指导意见。陈云精辟论述了改革的性质和意义。他说：“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陈云倡导科学的改革方法论。强调“系统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强调改革要有试点，选择好时机，步子要稳，“摸着石头过河”，积累经验，避免走弯路，影响改革进度；强调加强改革顶层谋划，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不能照搬、也不能简单抛弃20世纪50年代的做法；上层机构要有“瓜皮帽，水烟袋”，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陈云提醒全党要高度重视宏观调控，防范危险。强调农业、轻工业发展完全必要，但“从长远来考虑，没有重工业的支持，轻工业也搞不下去”，故对重工业的发展要统筹考虑。强调要严格基本建设项目管理，所有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强调党要高度重视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货币发行权要集中于中央；中国是大国，外汇储备要有一定规模；共产党的“单位赚了外汇，应该说对国家是一种贡献，必须存在中国银行。”陈云提出在改革中要注重加强和改进微观经济中的计划工作，改革要达到把生产组织好的目的。企业推行责任制后要抓好几个要点：搞平均先进定额，以起到促进生产的作用；质量只能提高，不能降低；单位成本只能降低，不能提高；统筹全局，处理好吃饭和继续投资搞建设的关系。陈云的这些意见，对改革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深远的启迪。

 

陈云在党内是比较早倡导对外开放，并提出一系列战略设想的领导人之一。陈云在20世纪70年代初，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时，率先提出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战略主张，并积极探索和提出许多中国对外经济工作的新思路，为党在80年代全面实行对外开放，打下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提供初步实践经验。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陈云坚决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进一步肯定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必要性，始终关注和支持特区事业的发展，率先提出对外开放应该走出去的战略主张；同时不断提醒全党，要注意对外开放中引发的一些消极问题，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正确处理好利用外资与自力更生的关系。陈云稳健积极的态度，对国家对外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积极引导作用。

 

三、为开启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作出奠基性贡献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新时期、新事业，对党的建设提出新要求：不仅要恢复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的党的优良传统，还要根据新情况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陈云作为两届中央纪委书记，为开启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作出奠基性贡献。

 

1、为恢复新时期党的纪检工作奠基。1927年中国共产党即设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党的中央纪检机构先后称“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中央党务委员会”。这些监督机构在保证和执行党纪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成立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纪检范围限于中央直属各部门及各级党组织。1955年鉴于党内发生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为维护党纪，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原来的中央纪委，职责范围扩大到全国各级组织。“文化大革命”中，党的纪检机关受到严重冲击，九大党章取消党的纪检机关，从而彻底废止了党的纪检机构，纪检工作由党委组织部门承担。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1979年1月，在陈云领导下，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明确，中央纪委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为中央纪委和整个党的纪检组织系统的恢复和工作运行提供规范。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陈云进一步深化中央纪委的工作任务，明确各级纪检部门要“保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使纪检工作成为保证和促进改革的重要力量。”根据纪检工作的特点和规律，陈云逐步明确几项基本原则：治党要严，党纪不能“松绑”；执纪从严要与思想教育紧密结合，“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教育”；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端正党风中作出表率；要建设好纪检干部队伍，纪检干部要有坚强的党性，敢于坚持原则，不做和事佬；处理违纪案件要实事求是，要认真查核事实；各级党委和纪委在端正党风方面负有重大责任，在惩治歪风邪气中，不仅要追究为非作歹的个人，还要追究所在单位党委和纪委的责任。陈云领导中央纪委的十年，奠定了新时期党的纪检工作的基本方略，为以后党的纪检事业的发展积累了重要经验。

 

2、主持拟订1980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受到严重破坏，在陈云主持下，从1979年中央纪委第一次会议讨论中央组织部拟订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起，几经修改，报中央审定，在全党范围征求意见，于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拨乱反正中出台的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举措。《准则》凝聚全党同志对当时党内政治生活突出问题与矛盾的深刻认识和解决方案的思考，既包含党的优良传统和经验，又包含努力恢复和规范被“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党内政治生活秩序的新认识和智慧。习近平总书记评价说：1980年《准则》“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那个特殊时期，对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和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促进党内的团结统一、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为营造党内良好的政治生态作出贡献。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涌动着一股暗流，这就是极端夸大党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统一全党思想，科学总结新中国30年来的历史经验，1979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明确提出，起草决议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陈云坚定不移的支持邓小平的主张，并向中央建议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的历史段落。陈云的意见拓宽了历史决议的视野和立论基础，使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了坚实的历史依据和认识基础，被中央采纳，为全党统一思想，营造好的政治生态，作出重要贡献。

 

为加强党的团结，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陈云反复强调两个问题：一是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二是要保障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凡是跟随林彪、江青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打砸抢的“三种人”；还有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在经济领域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两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提拔的必须坚决清除。这两项要求，抓住了当时党内政治生活的要害问题，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制度保障。

 

4、为建设新时期高素质干部队伍谋划良策。根据新时期之初，干部队伍的状况，陈云向中央建议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并指导妥善建立好干部离退休制度，与邓小平共同努力，率先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根据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实践要求，陈云积极配合邓小平，确立干部队伍建设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提出干部队伍要保持梯队结构；要建立干部交流制度，防止形成帮派；提拔和使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就地取材；党校要把培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党政骨干作为迫切任务。陈云的这些主张在实践中产生好的效果，为国家长治久安，党的事业接力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5、为推进党的思想与作风建设提供战略指导。陈云深刻揭示客观环境的变化给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课题：党在全国执政，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改革开放后，党执政的客观环境进一步发生变化，在引进和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的同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不可避免地侵入，严重腐蚀着党风，对社会主义事业产生直接的危害。针对新的形势，陈云在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方面突出强调三个问题：（1）强调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2）强调必须重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性教育，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党内不良倾向和作风进行斗争，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3）强调全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建国后工作发生失误，原因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实现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6、积极引导全党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面对新时期前所未有的国际国内新形势，党内许多同志感到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不足。根据实践要求，陈云对如何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提出许多指导性意见。陈云强调经济工作领导者要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又不陷于单纯事务，政治与经济要统筹兼顾，“踱方步”，谋战略，抓好落实。强调党的地方领导干部要有全局观念，新的形势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势不能丢；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确定后，就不能乱上基建项目，要动员各方力量出资支援重点建设，保证骨干项目完成，否则四化没有希望。强调经济建设稳中求进，不能急于求成；要按照十二大两步走的发展战略部署，分清前十年和后十年的区别，打基础的前十年速度不能太快，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十要办的事，勉强拿到前十年来办，经济就可能出现混乱。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建议书记处、财经领导小组的同志要至少花三年时间钻一件事情、专门研究一个问题，看材料，了解情况；书记处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要事先调查研究，准备两个方案，不要只准备一个；调查研究要深入，不要走马看花，搞形式主义。强调党内要健全民主生活，坚持民主集中制，经常开会讨论，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党内能够听到不同声音是好事，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矛盾。强调要认真总结经验，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丰富知识素养，增强工作本领。强调经济搞活但要有序，活和死是辩证的，在经济秩序乱的情况下，要搞死一点，这“叫先死后活，置之死地而后生”，“死是为了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未，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始探索的；经过艰难曲折、顽强奋斗、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终于在70年代末，在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踏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陈云作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参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的全过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经历历史性转变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开拓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陈云同志坚定维护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同党和人民同心同德”；“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功勋，党和人民永远铭记。”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转自：《当代中国研究》）
（来源：《唯实》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