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登科

1949年至1956年，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凯歌行进的时期”。从1957年开始比肩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则使1956年开始的现代化建设探索道路逐渐偏离了正确轨道。极左思潮长时间主导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走向，把整个国家和人民推向了灾难的边缘，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文革”的全面发动，把整个国家带到了一种极不正常的政治氛围和动荡不安的社会中。从此，国家和人民开始了“文革”这场十年动乱。“文革”开始后，陈云受到了一系列不公正的待遇和攻击。

1966年8月，康生攻击陈云：“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1967年1月中旬，由于陈伯达“在中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起码还有个把人物未被揪出来”的暗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造反派先后两次于半夜闯进陈云的住宅抄家。1968年，康生将陈云划为“有错误的或历史需要考察的”一类。8月，谢富治恶毒攻击和肆意诽谤说：“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面对这样的攻击，陈云只能被迫多次就自己的“路线错误”进行口头和书面上的检讨。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陈云自1933年以来第一次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这也意味着陈云不能参与中央核心决策并参加日常工作。在华东组小组会的发言上，江青、张春桥等人居心不良地转移会议主题，故意将对陈伯达的批判转为对陈云的攻击，他们围攻陈云并“强迫他交代陈伯达如何与他‘相互配合’的，无端指责他为陈伯达‘开脱’”。 

在党内，陈云素以立场坚定、追求执着、头脑冷静、眼光长远等品质著称。尽管极左思潮下的“革命行动”对他及其家人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打击，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他依然在实践和思想上对极左思潮进行了抵制。 

在实践中坚守“唯实不唯上”的原则 

陈云对于思想方法和实事求是原则是非常重视的。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学习了唯物辩证法，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原则。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在参与重大决策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自觉践行了这一原则。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陈云针对党内骄傲自满等不良风气的情况，作了题为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的发言。发言中，他明确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应该采取的态度。他说：“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加上之前战争的破坏与生产过程中不科学的方法，在1952年，作为重工业基地的哈尔滨就出现了工业建设上的问题。陈云对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的设备、人员、面积、产品质量、投入资金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调查和论证之后，给中共中央上报了 《审查一个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的报告》。 《报告》 中指出：“我们建设新型工厂没有经验，而过去的基本建设中已有很大浪费，因此对于每个工厂的建设计划及初步设计，应该认真地慎重地研究审核，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学习。” 

在“文革”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陈云仍能以清醒的头脑保持一贯稳重求实的作风，尤为难能可贵。 

1966年9月2日，陈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天津工学院前来外调袁血卒历史问题的学生。激进的学生们污蔑袁血卒为“反革命黑帮”，陈云不同意这种说法。学生们要求看袁血卒的档案材料，陈云委婉地表示中组部有档案有结论，学生看档案不合适，且袁的事一直是由中央负责的。陈云的做法和态度鲜明地表明了其清醒的思维、丰富的组织经验和坚强的党性原则。针对学生们的反映，陈云指出：“黑帮这个词可不能随便用啊！”“说袁血卒自首叛党、叛国谈不到，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现在不是你们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吗？中央怎么能让一个自首叛党、叛国分子去做副书记呢！”陈云以其一贯的耐心和冷静对学生们进行了开导，并且使学生们对袁的态度有了相当大的转变——开始要求将袁树为革命领导干部。 

1969年10月，陈云被疏散到江西工厂“蹲点”。28日，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批评陈云“过去管经济没有管好，发展太慢，说江西准备年产六七万辆汽车，每年向国家上缴一百亿斤粮食”。陈云后来说这些人胆子太大，说什么就搞什么，那时全国年产汽车才六七万辆、江西每年只产197亿斤稻谷。在急躁喧嚣的六七十年代，程的做法和类似事件不是“仅此一家”。与之相比，那个年代最缺少的东西则是心系百姓的求真务实态度。 

就在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后的第三天，陈云在萍乡市考察了钢铁厂，参观了安源革命纪念馆，在听取当地负责人的汇报时，注意到了派性问题。当时派性问题严重，出现了武斗等混乱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陈云指出：“打人在历代都是犯法的”，“凡是对‘抓革命，促生产’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凡是对‘抓革命，促生产’不利的就是错误的”。 

在抗争“九一三”事件中大义凛然的风范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当时，陈云正在萍乡考察工厂，得知此消息时已是9月下旬。他知道后说：“想不到这个人干出这么没良心的事！”面对林彪出逃事件，陈云是震惊的、愤怒的。 

10月初，陈云在中共江西省委扩大会议上听取 《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的传达，在随后的政治部小组会议上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阴谋的各项措施，并对林彪历史上的一些错误进行了揭发。在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的后期，陈云开始撰写 《我对林彪的揭发》，分别指出了林彪在遵义会议后、延安整风初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等时期的历史问题。 

1972年1月，陈云在中共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的省直属机关小组会上发言，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炮制的 《“五七一工程”纪要》 进行了批驳。他在发言中指出：“林彪反革命政变在中国党内是空前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内也没有达到这样危险的程度。”另外， 《纪要》 中抹黑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就，认为“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陈云对此进行了客观公正、有理有据的反驳。陈云的主要依据是：“十多年来……钢产量达到二千一百万吨、粮食达到四千九百二十亿斤……但前进速度和各国比仍然不慢。” 

陈云从江西回到北京的一个月后，于5月21日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并在会议后期向会议写出 《对于叛党、叛国、阴谋家、卖国贼林彪的揭发》。这次会议的整体基调是严肃紧张的，陈云在会上作了相应的学习、发言和揭发。通过会议的逐步深入和中央印发的罪证，加上党内一些老同志对林彪罪行的揭发，林彪事件的严重性质逐渐暴露。陈云以其特有的敏锐觉悟逐渐认识到林彪的本来面目，对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也从本质上加深了认识。陈云在 《揭发》 中写道：“没有想到他竟发展到要杀害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阴谋政变……林彪掩盖了好多年的事实暴露了，现出了他的本来面目。” 

之前的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林彪在会上抢先发言。在发言中，他宣传了所主张并坚持的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和“天才论”的观点。他以陈伯达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为理论武器，在陈伯达、叶群、吴法宪等人的参会发言的支持下，宣讲了他的观点，这也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两派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间的争权夺利与勾心斗角。后来，由于林彪的发言和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引起参会人员的强烈反响，全会决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并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并宣布对陈伯达展开批判并审查。当时陈云在华东组会议上发言，表示拥护对陈伯达的审查，并揭发了他的一些历史问题。陈云指出：“陈伯达是伪君子，他谦虚是假，其实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对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央关于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决定是反对的，说这是只要粮食，不要农民。”陈伯达自中共九大前夕开始与林彪接近，为极左路线和思潮的祸国殃民行动提供了相当多的理论来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左活动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最终沦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附庸与历史的罪人。 

在1972年6月的会议上，周恩来先后作了 《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 和 《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 的报告。这是根据毛泽东为了让高级干部了解事情真相，不允许有人用此作为攻击、诬陷周恩来并制造党内混乱的指示而作的。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余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其实是1932年国民党特务制造的阴谋。这件事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多次利用，诬陷并攻击周恩来，对周恩来的政治清白和人格尊严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和侮辱。1932年，陈云在上海临时中央，对这件事的真相和经过有完全的了解，由他出面说明也是最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的。在6月13日的会上，陈云就此事作了详细说明并建议用谨慎、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陈云说：“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日，他写出书面发言再次说明此事是自己完全记得的，是国民党的阴谋。在这一问题上，陈云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负责任的历史态度，澄清了一些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从发言内容还是态度上，都是令人信服的。 

逆境中对真理执着不懈的追求 

“文革”开始后，陈云利用“蹲点”的机会，在与“文革”中错误和极左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坚持学习。“‘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了坚决的斗争。当时他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并被下放到江西‘蹲点’。他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联系实际，研究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他被排斥出中央核心领导层，无论是‘蹲点’江西还是返回北京，都曾身处被冷落、被轻视的境遇；他缺乏应有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忠诚不改，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并为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坚持从调查中取得发言权是陈云在革命年代就养成的良好习惯和作风，这一优秀品质贯穿他的整个革命生涯。陈云到江西之后也进行了多次调研和学习。据相关统计和回忆，在江西期间陈云共参加了118次调研，分别调研了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江西氨厂、南昌钢铁厂等单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较好效果。他在调研过程中，一方面密切联系群众，与他们交流自己的心得；另一方面，他又以自身独立的思考和研究，随时向中共中央汇报自己“蹲点”调查的情况。

除“蹲点”调研外，陈云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更体现在他在逆境中处变不惊、奋发向上的读书学习精神。纵观陈云的一生，他对读书学习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注重对哲学的学习。他认为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是观察问题的观点、解决问题的办法，随时随地都用得上的知识。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在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

1969年10月底，从北京动身前，陈云就交代身边工作人员说，去了江西要抽空看书，走的时候一定要“带上 《马恩全集》 《马恩选集》 《资本论》 《列宁全集》 《列宁选集》 《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 《鲁迅全集》 ……工作人员将这些书装满了两个铁皮箱和一个木箱”。陈云到南昌后，除每天去化工厂和农村之外，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他读书非常刻苦，经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吃饭的时候总要工作人员叫好几次才动身，夜晚经常看书到12点左右，警卫人员提醒几次之后才去休息。据秘书回忆，陈云看书时会将认为重要的地方画出来，在和工作人员交流时说：列宁的文章针对性很强，都是针对当时苏联革命中发生的问题写的，文章也很生动，很吸引人。毛主席的文章也有这个特点，针对性很强。他还说： 《资本论》 在延安时看过一遍，全国解放后很想再看一遍，但是由于工作实在太忙，一直没有时间看，这次到江西来才又看了一遍。陈云的这阶段的“读书任务”一直持续到1975年10月底，精读完《列宁全集》各卷。后来，陈云说在江西时看完了其中的大部分书，可见他在逆境中的勤奋学习精神，这种勤学不辍的精神与其人格一样熠熠生辉。 

陈云执着追求真理不仅体现在严于律己上，也体现在他对家人的要求上。1970年12月，陈云在给女儿陈伟华的复信中说了自己对哲学的观点，特别强调了唯物辩证法的重要作用和学习哲学的好处。此外，他还给陈伟华提出了五点具体的要求：“（一） 订一份新华社编印的 《参考消息》，从中可以了解国际形势、世界革命的大事件。 （二） 要每天看报，最好是 《人民日报》，从中了解中央的政策。 （三） 学习中国近代史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没有历史知识，连 《毛泽东选集》 也看不懂。 （四）学习世界革命史……先看 《马克思传》《恩格斯传》 《列宁传》。 （五） 《共产党宣言》 是必须看的，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也要看， 《资本论》如看不懂，可找一本 《政治经济学》 看，它把 《资本论》 的要点已说出来了。”陈云对真理的追求没有因为政治环境的影响而有所懈怠，相反，在追求真理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品质的磨炼。

1972年陈云回到北京后，在国内与国际环境都明显变化的情况下，经过艰难努力，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主要研究对当时有重要意义的国际经济和对外贸易问题，协助周恩来抓外贸问题。其间，陈云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相继逝世以及唐山大地震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悲痛和创伤。此时，“四人帮”加紧了阴谋夺权的步伐。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正在酝酿粉碎“四人帮”的问题。其间，王震受叶剑英委托多次找陈云商量。对于粉碎“四人帮”，陈云态度明确而坚决。后来，他回忆说：“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博士研究生

来源：《党史博览》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