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霞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是关系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陈云作为党和国家老一辈的领导人，以其一贯稳健踏实的作风，在改革开放初期践行了“实”、“试”、“稳”三条重要的改革方法论，为改革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将尝试分析陈云改革方法论的具体内容，并阐释其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 陈云；改革方法论；“实”；“试”；“稳” 

改革开放是关系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整整40年前，1978年底，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改革开放拉开了帷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启了新的历史征程。陈云作为老一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改革的启动和稳步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我们回顾和总结陈云的改革方法论，对于当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文革”结束之后，党内国内、上下各方都认为中国需要改革。一方面，粉碎“四人帮”标志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期待着新时期新气象；另一方面，客观形势的压力，也迫使我们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前的国内形势，“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而国际上，全球经济却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向前发展。我们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改变我们落后的面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缩短与世界的差距。邓小平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强调，“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表示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 

但是，对于怎样改？大家都不清楚。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我们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陈云以一贯稳健踏实的作风，在改革起步的关键时刻践行了他自己独特的改革原则方法，即“实”、“试”、“稳”三条改革方法论，对改革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实”：改革首先要弄清实事，做到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陈云一贯的原则，是他处理一切问题的首要原则。对于怎样进行改革，他仍然坚持要首先弄清实事，根据实际情况找准问题，针对实际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实”，是陈云的第一条改革方法论，是最根本的一条。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国务院着力进行了企业整顿，国民经济得到了一定恢复。但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没有彻底清除，很快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陈云在中央工作会上就经济问题谈了五点意见，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实事，这是关键问题”。这说明，陈云的改革思路一开始就很清晰，他从没给改革画一个框框，他认为改革首先一条就是实事求是。

对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1979、1980两年的计划草案，陈云认为仍存在指标高、缺口大的问题。他在李先念批请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国务院关于传达《一九七九、一九八O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通知稿的信上批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邓小平十分重视陈云的意见，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原先已准备下发的通知因此没有发出。随后，在邓小平的积极支持下，1979年3月成立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统一领导全国财经工作。陈云重新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以后，大力贯彻了他的实事求是的改革方法论。他多次强调：“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陈云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实际情况，即基本国情有着实事求是的判断。他认为，“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 

整个80年代，在陈云领导的改革中，实事求是的改革方法论得到了始终的贯彻。80年代初，根据陈云的意见，中央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决定在前两年经济恢复的基础上，集中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这一调整方针的确定，是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当时没有实事求是地确定调整方针，一旦大批新项目上马，则损失会极大，后果可能极为严重。为了农村改革的全面推进，陈云十分重视“南水北调”工程。他同样强调，要收集不同意见，认真研究，使这项工程避免各种片面性。他批示，“我曾是热心于南水北调的，但必须按实际情况办事，因为这件事有关大局”。宝钢建成，也是在陈云实事求是改革方法论的指导下实现的。由于宝钢项目是仓促上马，存在一些问题，调整开始以后，对宝钢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意见不一致。陈云在反复听取各方意见、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并亲自到上海实地调研考察的基础上，最终下定决心宝钢要“干到底”。1985年9月，经过七年多的建设，宝钢终于建成投产，并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二、“试”：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总要下河试一试

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陈云主张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从试点开始，既要大胆实践，又要稳步推进。“试”，是陈云的第二条改革方法论，是最重要的一条。 

1980年底，为了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央专门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在会上提出，“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是一贯的思想，建国初期陈云就多次提出过这一思想，并切实落实到了经济建设的实践中。这一思想反映的是陈云反对从抽象的教条出发，而注重实践并倡导从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的原则方法。历史证明，这种方法论是适合中国现实情况的，在改革的成功推进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改革初期几乎所有成功的改革举措都是摸索实践出来的。比如包产到户，三中全会时并没有放开，是农民自发搞起来的，中央逐渐在文件和政策中予以了肯定，从“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一步步发展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陈云“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同邓小平“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思想内涵是一致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第一句话就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 

此后，陈云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改革方法论对改革实践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81年10月底，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并在通知中说：“实行经济责任制，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领导，要摸着石头过河，水深水浅还不很清楚，要走一步看一步，两只脚搞得平衡一点，走错了收回来重走，不要摔到水里去。这样才能使经济责任制健康地向前发展。”在中央确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方针后，陈云反复表示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同时也反复提醒要摸着石头过河。1983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内商业流通体制改革。周太和将会议纪要送给陈云，想听听陈云的意见。陈云复信说，“对这个问题的总的看法是：‘第一，体制必须改革。第二，改革必须经过试点。’”1984年6月，陈云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反映美国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爱德乐对我国财经工作提出两条意见的内部材料上批示：“有经历的外国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有外国资本家都是如此。凡属危险项目，他们不搞，宁吃利息。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1988年5月，陈云在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薛驹等人谈话时又强调，“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可以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的损失多。有人批评‘摸着石头过河’不对，但没有讲出道路来。‘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总要下河去试一试。‘摸着石头过河’，这话没有错”。 

从后来的改革实践看，我们走的正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实践、试点推开、及时总结经验的道路。农村改革方面，安徽等地率先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改革试验，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群众的普遍支护，然后在全国推广开来。城市企业改革方面，在四川等地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国务院颁布“扩权十条”，企业扩权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从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到价格、流通体制改革，采取的都是“试点-推进”模式。试办经济特区是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和试点过程中的一项重大决策。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第50号文件，决定在广东和福建两省进行大胆的体制改革试验，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试办特区成功后，我们又搞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再到内陆开放城市，最终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陈云对试办特区持谨慎态度，他主张，“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实验再稳步推开的办法，避免了改革的盲目性，又实现了以点带面、谋一域而促全局、积小胜而成大胜的目的，保证了改革以较小的成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今天我们强调“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仍然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任何改革本身都离不开摸索、实验，顶层设计仍然要“试”。

三、“稳”：改革的步子要稳，按比例发展才是最快的发展 

找准了问题，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怎样保证改革的成效，或者说怎样使改革成效最大化呢？陈云的观点是，改革的步子要稳，按比例发展才是最快的发展。这是他的第三条改革方法论。1979年陈云在给中央的关于财经工作的信中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陈云认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在改革最初的工业引进项目问题上，陈云认为，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他分析，我们的起点是三千万吨钢，但是，不能光看钢铁这个指标。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当时比解放初期有很大进步，但同日、德、英、法比，还是落后的。我们也不能同韩国、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因此，“我们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再次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他提出，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农村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总方向是正确的，具体的步骤措施，正在探索中。要走一步看一步，随时总结经验，坚持把改革搞好。“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陈云的这一改革方法论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渐进式改革的思想。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确地选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已经形成了改革共识。但是，由于宏观政策环境在短期内难以根本触动，价格体系的扭曲无法迅速解决，这就使传统产业结构具有了一种很强的惯性。因此在改革之初，我们只能通过管理体制的最先改革实现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率的最终目的，这是最优的改革路径选择。如果我们不顾改革的初始条件，贸然选择激进式的改革道路，如完全放开价格等，那必将事与愿违，非但不能达到改革目的，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进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俄罗斯“休克疗法”改革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陈云认为，体制的转轨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改革之初，市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宏观调控机制都没有建立起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难以有效发挥，消极作用又得不到有效控制，整个经济体系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因此他强调改革的步子要稳，要避免风险和不必要的损失，以求得最大的改革成效。应当说，陈云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推动者和护航者。 

然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纵观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渐进派是在同激进派的不断争论和角力中、在不断地摸索和总结经验中，开辟适合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的。比较突出的是价格改革问题。对于物价改革，陈云根据自己多年抓经济工作的经验，认为这个问题很复杂，因此改革的步子要稳，不能过急。陈云主张在一定时期内还是要保持“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改革之初他就指出，“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1988年，中央决定“物价闯关”，想要在短期内迅速理顺紊乱的价格体系。由于体制内外落差很大，价格一并轨，势必会引起物价在一定时期内迅速上涨，因此存在很大风险，所以叫“闯关”。这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和有巨大风险的经济决策。陈云在同多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后，明确提岀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他明确讲：“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但是陈云的提醒没有被采纳。价格改革方案公布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多年少见的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非但物价没有闯关成功，还使整个改革进程受到了重创，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针对这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严重状况，陈云严肃地对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讲，“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毫无疑问，1988年的物价闯关操之过急。这次闯关改革的时机不对，当时国内通货膨胀的速度已经达到了建国后的最高程度，在高通胀的压力之下，很多商品已经供不应求。而时间推到90年代，在通胀压力不大的情况下再放开物价，人们很容易适应和接受，因而物价改革得以顺利完成。说到底，要保证改革顺利推进、保证改革的成效，还是要坚持陈云的改革方法论——改革的步子要稳。渐进式改革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用陈云自己的话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 

今年，2018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成就巨大。但是，改革开放作为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老一辈革命家的智慧和经验，包括陈云的“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步子要稳”的改革方法论，对于当前和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依然有着现实的价值。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领会、继承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留给我们的思想法宝，我们就能够完成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第7期(引文详见刊物)